學校的形象如何設計,學校發展如何定位,都與對人的發展判定密切關聯。在新常態下,隨著社會發展變化,需要對學校形象進行重塑,這就需要徹底打破原來在學校形象設計時所依賴的舊“三觀”,轉換到新“三觀”,構建新常態下學校發展的新形象?!?br />
在過去一定的歷史發展時期,校長對學校形象的設計是基于這樣的“三觀”:從世界觀來講,以觀物的方式對學校形象進行設計--體現在本體論上,對于教育的理解更多的是“傳授”,對“人是什么”的回答定位在人是“掌握知識的容器”,以物化的“知識容器”化約了人的形象;體現在認識論上,人是在反映因果聯系中尋求確切的完滿的知識體系,在考試中再以復制的方式再現出來,獲得符合式的真理,實現“含義”式的知識追問;體現在價值論上,基于科學訴求的學校管理呈現工業化和模式化的取向,學校被組織成為一種類似工業生產的過程,按照統一的課程、統一的教育技術、統一的教育流程實施教育,人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被遺忘掉了。因此,在這種觀物方式中,學校構成規則、運行機制及組織架構都是建立在對“人”物化的預設基礎上,所構建的學校形象也就凸顯出這樣的設計。
學校管理逐漸演變為一種制度化、程序化、技術化的過程,呈現出理性主義和功利化的特征,使教育遠離了涵養人性、關懷生命的本質;學生在獲得理性的同時,卻失去了學習的快樂、創造的自由和內在生命的活力,人被包裹在一層堅實的知識硬殼之中,再也不見人本身了;教師扮演的是一個滿腹經倫的知識富翁,對學生而言是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學生拿著本子和筆記等待金科玉律的輸入;教師與學生聯系的紐帶是教師不停頓的講授,彼此難有精神層面的交流;學生退化成自動機或條件反射式的動物,學生的創造性和想象力被壓抑、被窒息,學習的目的只是為了獲得一個外在認可的符號和資格--我們可以將這樣的學校形象描繪為一種世俗化的“教堂”:老師就像“傳教士”,學習的教材像“圣經”,學生就像“迷途的羔羊”。
在新常態下,校長對學校形象的設計應遵循新“三觀”:從世界觀來講,需以觀人的方式對學校形象進行新的設計--體現在本體論上,對教育的理解要基于“社會性的構建”,以人的本真發展重塑人被遺忘的精神層面;體現在認識論上,強調人的主體性發揮,通過合作式學習,實現對“意義”的生成性構建,并實現人的社會性發展,最終把人“還原”為本真的人;體現在價值論上,應基于民主訴求,以尊重人的尊嚴的方式進行學校管理,學校應更多地被理解為呈現人的意義生成、價值選擇、使人獲得健全人格和完整精神的組織。在這種觀人方式的觀照下,學校制度、校園氛圍、課堂教學、班級文化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構建都以“人”的本真發展作為預設的基礎,便可以從根本上改變以往學校只關注賦予每個學生最適合于社會競爭的外在特征,而輕視對每一個人內在秉賦的指引。
學校應更像人一樣是有生命、有靈性的有機體,這是因為學校也具有作為生命有機體所必備的基本要素:辦學理念構成了學校的靈魂,管理者、教師和學生構成了學校的血肉,運行機制、組織機構和制度構成了學校的骨架,而教育教學質量和效益則構成了學校的命脈。在新常態下,校長要使學校成為真正的生命有機體,學校的靈魂應建立在學校相關群體共同成長的辦學理念上,尤其要將學生視為自我生命的生成者、實現者,使每一個人獲得最大可能的充分發展;作為學校的血肉,學校管理者、教師和學生的關系應是彼此開放、互動的主體,而不再是在現實存在中彼此互為“單子式”、完全割裂的個體,學校不能被看成是孤獨個人的機械聚合;學校的骨架應是構建在民主的基礎上,學校的教育政策、制度、機制應從根本上考慮人性,通過民主的方式使人的自由意志得以彰顯、得以保證、得以實現;學校命脈的建構要以人性自由為目的,實現教育人性化,學校教育質量與效益的獲得要出于人性、通過人性、為了人性,教育不能再是只注重訓練和操縱、忽視人的精神理念與個性的構建,那將會導致學校教育與追求真理和人格鍛造的雙重使命相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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