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首頁 > 正文

高教改革的文化反省

發布時間:2016-02-22 11:27:32

瀏覽量:

分享到:

高教改革的文化反省

改革是當代中國的主題，各行各業爭先恐后，教育領域當然不甘示弱。把兼職當主業的文化組織是否真的享有文化品格，更是值得懷疑。教育產業化中的文化式微、規模擴張中的文化失落、教育評價中的文化切割、國際化中的文化失守、教改目標的文化悖論……豐功偉績之下的瑕疵難免令高等學校疏離于“文化組織”之本分。眼下，“十三五”規劃啟動在即，教改呼聲勢頭不減。實質意義上的改革是以發展為鵠的和檢驗標準的。伴隨著宏偉的五年計劃一輪輪逝去，中國高教事業及其所屬的院校機構在從改革中獲益的同時，作為文化組織的屬性是否逐漸實至名歸了？這是常識，但值得反省。

　　首先，高等教育在產業化變革中呈現文化的式微。想當年，高教發展直指“拉動內需、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緩解就業壓力”四大目標。其始建言者來自金融界，高校成為國家經濟大局解困的棋子，高校擴招的經濟原動力表明了高等教育產業化的國家行政意圖。這種行政意圖到各省聯動了以大學城運動為標志的地方經濟發展策略，一些地方政府一味將高校作為推高經濟指數、提升政績工程的砝碼和盤活地方經濟的輻射源、增生點，一窩蜂開展“造城”運動。重復建設造成資源浪費、跨校區教學及管理成本劇增、師生交流溝通形成障礙……文化虛空問題暴露無遺。

　　其次，規模擴張致使文化品味失落。院校合并升級之風盛行，大規模院校合并后的財務、檔案、人事管理中問題成堆，合并院校間的組織文化差異無可避免地產生文化消磨，處于非主導地位的院校文化在合校后被弱化甚至消弭，隨之而來的院校組織成分之間的文化內耗、部分組織成員的文化身份失落、特色文化稀釋、文化磨合陣痛，一些合并院校的二級學院至今采用“××與××學院”的蹩腳格式命名。精英模式向大眾模式的轉型標志著高等教育對社會文化世俗化的適應，近年高考棄考人數、錄取后報到率兩個指標以直白的“差評”反映出高校文化品位之公眾認同度的衰減。

　　再其次，教育評價也事與愿違地造成文化價值切割的局面。特色導向與同質化發展是教改目標下的一對悖論關系。各級各類評估交叉上陣，教育的邏輯與個性不得不忍受文化切割之痛，指標對高等教育的異化、行政對教研工作的干擾如影隨形。整齊劃一的剛性指標、口徑一致的升格導向、興師動眾的評估過程，帶來始料未及的對高等教育規律的干擾和對真正辦學特色的扼殺，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高校陷入了文化身份擠壓與文化內涵降解的困境。雖然各類評估均把“辦學特色”作為重要參數，但院校發展仍然無法避免高校同質化，其根本原因恰恰就在于考評模式和評價標準自身。如潘懋元先生所言“高校之間實際上比的是‘高’與‘大’，而不是‘學’”。學科專業設置面面俱到，學歷培養層次應有盡有，把許多大學帶入特色越打造越淡化的怪圈。

　　最后，在教育國際化的進程中出現文化失守傾向。在人才流向和文化傳遞方面存在現實的不平等關系，也即不同發達程度國家在高等教育國際化過程中的“引進”與“輸出”極其不平衡，高等教育體系之間的勢差決定人才由發展中國家趨于發達國家的局面，而在以高等教育為載體的文化輸出方面發展中國家也處于下風，文化傳遞的內容和領域集中在淺層次、邊緣化層面。與此同時，國外大學應對中國龐大的文憑需求對留學生市場做了擴大規模、縮短學程、降低門檻等一系列調整，加之部分歸國留學生學業不精、學歷造假等現象，沖擊了國內高等教育生態和秩序。

　　簡而言之，從教育文化發展線索來看，大學歷經漫長歲月，穿過“居住僧侶的村莊”，經由“知識分子壟斷的城鎮”，來到“充滿無窮變化的大都市”，其間擺脫了象牙塔定式和孤傲的自負性格，開拓“入世”的視野，敞開“服務”的襟懷，同時也削弱了原有的氣質與格調，沾染上世俗和功利的塵埃，在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抉擇中偶有迷失。“一流大學”不能在口號中建成，“高等教育強國”大概也不是刻意的運動所能達成，文化訴求才是培育人才的關鍵和核心表征，遵循教育的周期性規律和恪守教育品質，是大學不能違反和不該背離的文化基準。做好自己該做的事，在朝向文化的回歸和收斂中，大學恰恰能夠最大程度發揮社會職能并更好地促進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