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高考監考已經有好幾年了，近兩年一個明顯的感覺是：高考監考越來越完善、越來越精細化。究其原因，有決策者的前瞻性思考，有考生及家長的反饋，也有作弊手段升級的倒逼。有時我們也不能責怪規則太嚴苛，甚至不近人情，這都是作弊團隊與監考規則相互“較量”的結果。

前幾年，監考員由本縣或市區不同學校的教師組成，后來有些地方發生群體舞弊案，甚至涉及教育行政干部。為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決策者制定異地互換監考制度，雖然增加了人力、物力和財力成本，但是把集體舞弊發生的幾率降到最低，符合“辦人民滿意的教育”宗旨。主考、監考員無規律跨區流動作戰，人脈“關系”不便施展，再加上各行政區本身就暗中存在高考質量的較量，誰也不愿意看著異地的考生通過舞弊“考”出好成績，從而將自己的學生比下去，這也是一種心照不宣的制衡。這種舉措克服了本縣監考一家親“外御其侮”的局面，增加了不軌操作的難度。

除了自上而下的聯手舞弊通過異地監考得以遏制外，現在流行的替考，只要不是有預謀、大規模的舞弊，也可以適當解決。

替考舞弊從高考報名就開始造假。除了姓名和身份證號是被替考者的，其他如指紋、頭像等都是替考者本人。這就有兩道報名審核關口：一是應屆高中生在學校報名，二是社會考生在當地招辦報名。如果是在學校報名，班主任就是第一關：本班學生高考照相、體檢不應該混有外人，包括后來的材料公示、簽字，到準考證發下來，如果有問題，負責的班主任應該能查出來。但是如果舞弊團隊連準考證和身份證都造假，班主任就無法識別了。而且，因為考場分散，班主任也不可能親自把本班所有的學生送入考場。如果是社會考生報名，身份審驗難度就比較大了，畢竟社區、街道工作人員不可能認識轄區所有的戶籍成員，當地招辦最后的把關就不易做到精準，在這個過程中就有操作的空間。

如果身份證和準考證造假，那么在進入考場的最后一關，監考員多憑肉眼識別。如果頭像是“槍手”本人，考場又是不同學校的考生匯聚，監考員則無法辨別。這一關通過了，再想甄別替考者，無疑是大海撈針。

北京市注意到單憑肉眼識別存在的漏洞，在今年高考期間運用身份證識別儀嚴查替考舞弊。如果能擴大身份證識別儀的使用范圍，也會大大降低替考的幾率。

除替考外，還有一種就是無線電信號作弊。以前某地規定，所有考生從頭到腳、從里到外一律不能穿戴任何金屬性的東西，只要探測儀響起，即不能入場。這些都是治標的方法。

治本的方法在于耳朵這個部位。無論無線電作弊信號從哪里發出，也無論考生將信號接收器偽裝在哪里，都有一個不變的終極途徑——信號最終都要通過耳蝸將答案傳給作弊考生。

隨之而來，技術部門又研制出“監考大師”——無線電信號探測儀，一旦考場內有人使用隱形耳機，探測器信號燈就會發紅并預警，還可以追蹤信號，迅速定位作弊考生。與之對應，隱形耳機“研發者”一直在試圖突破信號屏蔽障礙，“研發”出反屏蔽無線隱形耳機、超屏蔽隱形耳機，迫使技術部門必須不斷更新升級監測系數。

科技改變生活，科技推進人類進步，科技也是一把“雙刃劍”。考試作弊不法者大量運用高科技，沖擊與挑戰監考質量。

在耳朵之后，眼睛是否會成為下一個高地？不法者利用高科技隱形眼鏡，將答案做成文字、圖片形式，通過信號接收，作弊考生能夠在眼前看到答案。在技術手段上，這已經有實現的可行性。

我不知道，如果考生的眼和耳都被監測后，不法分子是否還可以想出更令人驚詫的招數。

當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技術的漏洞永遠客觀存在，正如再嚴密的電腦程序，都有惱人的BUG（漏洞）存在。正如我們在觀看教育部考試中心錄制的防作弊培訓視頻中最后指出的那樣：國家教育考試中，監考流程升級與作弊手段變異的斗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絕不能放棄。（李華彬 作者為河南省安陽市第三十六中學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