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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兩國“女性和職業生涯”的現狀

發布時間:2015-06-12 0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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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紅旗：尊敬的謝妮教授好！非常歡迎您來我校，來首都師范大學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了解中國女性與職業生涯的現實情況。我們的研究中心成立于2000年，在國內也是唯一的中國女性文化研究中心，2010年成為中國女性文化研究基地。我們的研究中心主辦兩種媒體，一份傳統紙媒，為《中國女性文化》學刊，一個與中國網（國務院新聞辦外宣網站）聯辦的新媒體，為“中國女性文化論壇”。主要內容包括女性社會文化學、女性教育學、女性文學藝術等理論與實踐方面的考察研究。無論學刊還是論壇，對各界職業女性的生存發展狀況，均從社會制度與文化觀念層面對女性職業生涯的不同影響，做過諸多專題的研究。主要是從男女平等基本國策的制度建設，以及愛情、婚姻與家庭的價值觀，男權傳統文化的刻板印象，社會對女性角色的不同期待，來探索對女性職業生涯發展的不同影響。經過考察女性職業發展的實踐經驗，發現其精神思想方面的成長訴求。 2003年，在與美國全美女總裁協會舉辦的《一場中美女性生存命運現狀的討論》座談會上，我首次提出職業女性“無國界的性別玻璃頂”問題，當時的全美婦女組織董事會主席瑪莎•伯克教授，美國文化革新中心主任朱迪斯•L•懷爾特，美國婦女政策研究所主任海迪•哈德曼，還有秘書張林西，國際女性發展促進會會長劉誕麗女士等等，都認為女性的事業和愛情、婚姻與家庭角色三重困惑，是全世界女性面臨的共同問題。因此我認為，對“女性與職業生涯” 項目研究，具有全球性和現實性，以及未來性意義，很愿意和您共謀建立中國與德國“女性與職業生涯”的比較研究項目策劃，從法律、政治、社會、心理、文化等方面，對中德兩國女性生存與發展的經驗，進行理論與實踐的歷時性對比梳理，探求在東西方兩種不同的文明模式里，相異的社會文化環境，不同的女性解放路徑，卻有著相同的精神訴求，從而揭示女性生存發展研究的人類性價值。尤其是，在當今全人類遭遇精神生態、社會生態與自然生態多重不同程度的危機與挑戰之時，我們兩國知識女性、高校女性研究學者如何攜起手來，以考察研究中德“女性與職業生涯”課題為起點，以兩國女性精神生命的思想重建，為國際女性的生存發展政治經濟體制完善提供有價值的政策參照，而參與到完善人類心性、建構新文明的進程中去，從而推動人類心性的健康完善與世界和平事業。這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女性的社會良知與責任擔當，女性意識與人類意識的合二為一。
謝妮：完全同意。“女性與職業生涯”在德國是一個非常具有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問題。一方面預計在不久的將來會面臨高質量員工缺乏的現狀，而多元化能夠促進企業的成功，此項目希望在促進社會性別問題上能夠更加平等。另一方面，事實表明，對于年輕的媽媽們同時兼顧家庭與事業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希望通過制度改革來提高女性/母親的就業機會。在項目開始，我們想在中國考察這一情況，并在法律、政治、社會、心理幾個方面與德國對比。這將成為不來梅科技大學一個專題研究的主題，這一專題研討會將成為中德雙方在此問題上的起點。王紅旗：非常感謝。以具體的課題項目為起點，組織多方面的研究資源，就會更具有強大的力量。我們曾經策劃過幾次這方面的項目。比如2003年出版了女性社會焦點問題系列叢書：《中國女性在演說》《中國女性在對話》《中國女性在行動》《中國女性在追夢》，講述的就是女性生存發展的三困惑，我把它叫做女性生存發展的三大困惑：事業與愛情、婚姻、家庭之間的矛盾沖突。也就是你說的“女性與職業生涯”之間的矛盾對女性事業發展的影響。我尤其關注女性和職業生涯方面問題，曾經與中國中央電視臺的《半邊天》節目、北京廣播電臺的《星空下的女人》節目、人民網的《情感時空》欄目合作，，現在正與中國網聯合主辦《中國女性文化論壇》欄目，關心下崗女職工的再就業，女博士的事業與愛情婚姻家庭困惑。還曾舉辦中美女性發展經驗高峰論壇，中國與美國30位女企業家相互分享她們家庭幸福、事業成功的經驗故事，赴蒙古國在總統府與其女法官協會舉辦國際女性文化論壇，還對中國的女奧運冠軍這個特殊群體的職業生涯做了研究，出版了研究報告《巔峰之道》。謝妮：你們做過的研究非常特殊。是非常有意義的，你有好多好的想法，而且很有規劃性的，很完整。王紅旗：向您介紹了我們的情況之后，很想請您談一談現在德國職業女性的情況。因中國政府力倡男女平等政策，中國的女性解放是“自上而下”的，而德國女性解放卻是“自下而上”的，那么，德國知識女性的職業生涯面臨什么樣的具體問題？請談談您的看法。
王紅旗：有這樣的法律條文？
謝妮：對，如果丈夫說你在家看孩子吧，那女性就不能出去參加工作。70年代還存在這樣的情況，這是后來才知道的。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的女性因為丈夫在外面打仗，自己在家要看孩子，又要在工廠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女性的獨立性提高很快，大部分的女性都是有自己收入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她們的丈夫回來了，就是另外一種情況。丈夫需要有工作位置，所以國家讓女人回家。另外經濟發展很快，所以家庭一個人在外面工作，收入經常足夠，沒有必要女的在外面做工。可能50、60年代的德國經濟發展，跟中國的改革以后發展可以相比。
我是在50年代出生的，我長大的那個時候好像以后越來越好，這是我們這一代的感覺。那后來50年代很多女性在家看孩子，我的母親也在家，大部分女性如果丈夫的收入足夠生活的話，都呆在家里。
王紅旗：你說的是上世紀70年代？
謝妮：這是50和60 年代的情況。現在女性應該出去工作，得去掙工資。
王紅旗：政府呢，政府對婦女的就業有沒有優惠政策，或者說，就是參加工作之后，是不是有男女同工同酬的政策？
謝妮：有這樣的政策，這樣的政策從什么時候開始，我不太清楚。法律上一樣的工作得有一樣的工資，但是，有很多研究證明，女性與男性一樣的工作，女性的待遇比男性的差21%。這個數字很大。但是也有另外的情況，如果真正的高層也不一樣。因為，女性的工作跟男性不一樣，比如說女性更多的是搞托兒所的，護理類型的工作，那些工作的工資不高，所以有差異。但是，你如果真是一樣的位置，一樣的任務，女性還是比男性少7%。這不是按照法律，是不同公司自己定的。按照法律應該對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王紅旗：明白。從國家制度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第四十八條第一段：“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護法》第一章第二條第二段：“實行男女平等是國家的基本國策。國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婦女權益的各項制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的歧視。”正式在這些制度的實施，女性職業發展情況呈不斷上升趨勢。但從實際的工資結構上比例上看，還是男性工資高。因為改革開放以來，出現不同體制的企業，有公有制的國家企業，集體制企業，也有個體企業。就像您說的，很多公司都是自己制定的，男女工資并不一樣多。但我不清楚具體的比例。在高等院校教授的工資是男女同酬的。但是，大學女教授的數量比男教授少，有研究者對我國1000多所普通高等學校女教師正副教授職稱從1984年至2000年所占的百分比做了調研統計。1984年，我國高校女性教師人數比例只占教師總數的26.19%，正高職稱僅占5.75%。而在2000年，女性高校教師人數比例已經占到45.96%，副高職稱有15.80%的差距，正高職稱差距最大，為48.64%。雖然，我國高校女教授正高職稱比例一直呈上升趨勢，當與男性相比仍然較低。但新世紀以來女性高級職稱、特別是女性正高級職稱的百分比增長還是比較快的。盡管如此，在女性職業生涯中的“滲漏性”是很嚴重的。比如，在對北京高校女教師的調查中發現，從女教師的職稱結構來看，金字塔特征表現得十分突出，女教師所占比例與職稱成反比，就是說，職稱越高的女性所占的比例越低，職稱越低的女性所占的比例越高，教授職稱中男女的比例更是相差懸殊。這就是如您所說的“女性與職業生涯”在德國是一個非常具有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問題。可見，在很現代的德國也存在這樣的性別不平等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