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社會有責

對當代中國社會和中國人而言，“教育公平”首先不是理論問題，也不是政策問題，而是生存問題，不僅事關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更與國人的生存質量和中國的未來發(fā)展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然而，教育公平又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被不同時代的無數人嚼過，但又總是“嚼不爛”“嚼不透”。這樣一個難題，置于中國語境下，更是難上加難：如此眾多的人口，如此不均衡的區(qū)域、城鄉(xiāng)、校際教育發(fā)展，如此復雜多樣的社會階層差異……任何進入到這一問題的探路者，都會感到荊棘叢生、迷霧重重。

即便如此，仍然有一代代、一批批的研究者在不懈努力和勉力前行。吳遵民帶領的研究團隊，通過多年研究形成的《基礎教育公平論——中國基礎教育公平與均衡發(fā)展的政策研究》一書，就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該書的推進首先表現在“綜合”上。在研究方法上，既有歷史研究、理論研究，也有實證研究、政策研究，還有立法研究；在研究視角上，兼有法學、經濟學、倫理學、社會學和教育學等不同學科的視角。所謂的“創(chuàng)新”，往往是基于“綜合”的創(chuàng)新，所有的“獨特”，也是基于“綜合”的獨特。

此外，該書至少有四個亮點值得一提。

其一，以“法律之眼”審視中國教育公平的現狀，明確指出“教師法的滯后”“學校教育法的空白”“學前教育法的缺失”“基礎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的滯后”等多種“中國式癥候”，進而提出了解決的立法之道。

其二，對中國教育公平的當代性質和特征做了清晰的定位與判斷。書中對今日中國教育公平的時代特性，以“轉型期”為核心做了清晰的判斷，隨后，所有的政策理念與實踐都從中流淌和生發(fā)出來。

其三，實證研究范式的凸顯。書中提供了大量的數據和圖表，以及較為系統(tǒng)的評價指標體系和度量方法，改變了已有研究思辨有余、實證不足的缺失。

其四，提出了教育公平政策的實踐邏輯。公平和教育公平，最初只是一種人類的理想追求和理念追求，如何讓它真正變成人類生活的內在構成，最終需要對抽象理念的“實踐化”。對吳遵民的研究團隊而言，“實踐化”的首要一步是厘清教育公平的功能與實踐需求，進而將教育公平政策分為“價值形態(tài)的教育公平”“制度形態(tài)的教育公平”和“實踐形態(tài)的教育公平”等互有關聯(lián)的三種存在形態(tài)，它們共同構成了作者對獨屬于教育公平政策的“實踐邏輯”的探索，其背后是如下前提性預設：教育公平政策的內在實質是實踐性的而非理論性的。

若沿著吳遵民開啟的新路前進，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值得作延伸式思考。這個方面與“責任”有關。吳遵民特別提到了實現教育公平過程中的“政府責任”，這是特別重要的有關教育公平的責任主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各級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為提升教育公平的水平，制定并實施了各種教育政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依然面臨著一些瓶頸問題，例如，如何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資源，如何對待特殊困難人群，如何在具體日常的教育教學過程中平等對待每一個學生等。這些問題既無法單獨依靠學校教育來解決，也難以僅憑行政力量的介入和干預去化解，它們需要全社會的力量共同努力，包括社區(qū)文化宮、少年宮、博物館、圖書館、公園及大眾媒體等各種非學校機構，通過社會各職能機構對教育公平的責任擔當，合力發(fā)揮社會的教育力，促進教育公平水平的不斷提升。

當下，雖然教育公平的“政府責任”和“學校責任”還有這樣那樣的缺失和不足，但相對而言，最缺失的是教育公平實現過程中的“社會責任”，最容易被忽略的是社會為教育公平的實現承擔何種責任，以及應該如何承擔責任。這可能會成為未來中國教育公平政策擬定與實施的新問題、新方向和新道路，也是解決中國教育公平問題的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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