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教育體系中，職業教育與經濟社會的聯系最密切。隨著“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深入推進，職業教育發展迎來了新的機遇，也面臨越來越高的要求。

在新的形勢下，只有回歸本質，抓住一系列根本問題，職業教育改革發展才能走上一個新的臺階，職業教育質量才會有新的提高。

深化“學習”與“教育”關系認識，把握職業教育的本質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1年發布的《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法》(ISCED)中的定義，“教育”是“通過某種形式的有組織的持續的交流來引發學習的有意識的活動”。簡單說，教育就是旨在引發學習的有組織的持續的交流。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教育”的根本是為了引發“學習”，沒有引發“學習”的“教育”是毫無意義的。《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法》中對“學習”則是：“個人通過經歷、實踐、探究、聽講而在信息、知識、理解力、態度、價值觀、技能、勝任力或者行為方面的獲取或者改變”。可以看出，“學習”的途徑首先是“經歷”，然后是“實踐”“探究”，最后才是“聽講”。這一定義，對于認識職業教育的本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職業教育就是要以學習者為中心，為他們有效提供經歷、實踐、探究和聽講的機會，使他們掌握職業知識、職業技能，獲得就業和創業能力，形成職業道德和提高各方面的素質。

更新觀念，建立職業教育新的產品觀和顧客觀

近年來國際社會越來越明確地認為，職業教育的產品是職業院校向社會提供的教學和訓練的服務。一個職業學校的產品就是學校根據社會需求所能開設的專業、課程、項目以及實現專業、課程、項目目標的各個教學與訓練環節。任何一種產品出現和存在的理由在于有需求、有顧客。職業教育這種服務產品存在的理由同樣在于有需求、有顧客。那么，職業教育這種服務產品的顧客是誰呢?簡單地說，與其他產品相似，誰出資誰就是顧客。受納稅人的信任和委托，政府要向職業教育投資或提供經費，政府所代表的納稅人就是廣泛意義上的顧客;企業直接或間接向職業學校投資或提供經費，企業就是顧客;家長和學生要向職業學校交學費(中職免費生除外)，家長和學生就是顧客。政府、企業、家長和學生向職業學校購買的正是職業學校所能提供的教學和訓練的服務，他們期望通過購買這種服務來滿足當前的和長期的需要。在工商業界，“顧客就是上帝”已經成為廣泛的共識。在職業教育界，也同樣應樹立這樣的觀念!對于職業教育機構而言，就是要以顧客為關注焦點，以實現顧客滿意為目標，確保顧客合理合法的要求得到確定和滿足。

緊緊圍繞“滿足需要”，提高職業教育質量

世界質量管理大師克勞斯比(P.B.Crosby)抓住質量的本質，把質量定義為“滿足需要”。我們所謂的提高職業教育的質量就是要不斷地改進教學與訓練的各個環節，努力向“顧客”提供真正能滿足他們需要的教學與訓練的服務，也就是說，提高質量的過程就是持續改進、不斷滿足“顧客”需要的過程，也是不斷適應產業發展和就業市場需要的過程，這也就是當前職業教育作為教學與訓練機會“供給側”改革的核心。通過建立預測和反饋機制，跟蹤和調查用人單位的技術和崗位變化，預測技能需求，開發相應的高質量的課程體系，把工作世界的新技術、新工藝和新方法納入教學內容。需要指出的是，提高職業教育質量最重要的責任承擔者應該是學校里與學習者最直接打交道的個人和組織。也就是說，質量在于基層，質量在于教師，質量在于教師和學習者相互作用的過程。必須建立激勵機制，真正把職業院校廣大教師動員和武裝起來，使他們學會分析事實和創造教育現象，并積極投身教學改革、提高教育質量的實踐。

發揮多元主體作用，完善辦學體制和治理體系

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是馬克思主義教育觀和黨的教育方針在職業教育領域的重要體現。依靠行業企業發展職業教育，本來就是我國發展職業教育的重要方針，這是有法律依據的。事實上，從新中國成立初期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行業主管部門和企業在發展職業教育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90年代末期，行業主管部門和企業舉辦著我國90%的技工學校、80%的中等專業學校、60%的成人中等專業學校和20%的職業高中，以及大量的職工教育和培訓中心，成為發展我國職業教育的主體力量。然而，在世紀之交，受政府機構改革和國企改革等多因素的影響，行業指導作用弱化，國有企業在剝離社會責任時簡單地把密切服務生產的職業院校與普通中小學、幼兒園同等對待，一大批原來由行業企業舉辦的職業院校未經認真論證就被劃轉給地方教育部門舉辦，有的合并到大學或其他機構，行業企業目前繼續舉辦的職業院校在得到財政經費支持、教師福利待遇等方面面臨不少困難，這些直接損傷了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元氣，直接影響到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全局。最新修訂的《教育法》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有關行政部門和行業組織以及企業事業組織應當采取措施，發展并保障公民接受職業學校教育或者各種形式的職業培訓。”這在實施中需要有一系列可操作性的政策，激勵行業企業舉辦職業教育。公共治理現代化的基本特征體現為從一元主體向多元主體轉變，從集權到分權轉變，從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具有跨界性的職業教育，不應當僅僅是政府教育部門手中的教育，同時應當是勞動就業部門、行業、企業手中的教育。應當通過完善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并把行業、企業、社區和學習者等多個利益相關者納入這個體系，明確他們的責權利，發揮他們各自的優勢。還要進一步改善院校治理，支持職業院校建立學校、行業、企業、社區等共同參與的學校理事會或董事會，讓行業企業有知情權、發言權、決策權，提高職業院校辦學活力和適應性。如果沒有行業企業的積極參與，職業教育改革就可能成為“閉門造車”式的瞎折騰。

加大職教經費投入，切實補上職業院校辦學條件短板

由于缺乏有力統籌，一些地方近年來在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中“拆東墻補西墻”。例如，為了發展高等教育，大部分原有的優質、重點中等職業學校升格或并入高等學校;為了擴大本科教育規模，把優質、骨干高等職業學校升格為本科院校，等等，造成職業教育的骨干力量不穩定。加之多年來經費投入相對不足，職業教育優質資源嚴重缺乏。全國200所國家示范骨干高職院校僅占高職的16%，1000所國家示范中職學校僅占中職的8%左右，覆蓋的地市不足半數。職業院校總體辦學條件薄弱，多數中等職業學校存在基本建設陳舊、教學設備簡陋等的情況，很多城市普通中學的辦學設施遠遠好于中職，農村地區、貧困地區和民族地區的中職辦學水平普遍達不到國家基本辦學標準要求，缺乏培養技術技能人才和高素質勞動者的必要條件，很多院校面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尷尬，這也損害了職業教育的社會聲譽。世界銀行20世紀90年代的研究表明，職業教育的生均成本應是同級普通教育的2.53倍。而在我國，生均教育經費和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經費中，中職與普通高中大體相當，高職僅為普通本科的一半左右。解決這些問題的當務之急，就是各級政府需要進一步加大對職業教育經費投入，在科學布局的基礎上，借鑒改造義務教育階段薄弱學校的做法，提升職業院校辦學基礎條件。

優化政策環境，增強職業教育的吸引力

職業教育承擔著培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迫切需要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但必須承認，職業教育的社會吸引力仍不強。這并不是職業教育自身的錯，其根本原因在于培養和造就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政策環境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例如，很多地方高職學費標準高于本科，2013年，全國高職學雜費占高職教育經費的比例為32.05%，而普通本科學雜費占本科教育經費的比例為23.52%，高職院校學生所交學雜費占教育經費收入的比重明顯高于普通本科院校。高職院校學生大多來自低收入家庭，卻承擔了更高比例的教育成本，這與“共享”的理念和教育公平的原則相背離。更加根本的是，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技術工人工資總體水平偏低。近些年來，國際社會一直倡導發揮職業教育在消除貧困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斷增加靈活、多樣的學習機會，特別注意滿足弱勢群體的學習需要，幫助他們通過接受職業教育來改變生存狀況，從而抑制或抵消社會的不平等，促進社會的公平、和諧。令人可喜的是，甘肅省從2015年開始，對貧困家庭學生上高職實行免學費的政策。2015年5月，浙江省在全國率先建立特級技師制度，對特別優秀的高級技師可以晉升特級技師，特級技師的相關待遇參照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執行!希望全國各地出臺和推行這樣的政策，為弱勢人群接受職業教育提供資助，并讓技術工人的尊嚴、社會的公平正義實實在在地體現在他們的待遇上，讓他們實實在在地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