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五中全會會議公報指出,要“促進就業創業,堅持就業優先戰略,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完善創業扶持政策,加強對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的支持,提高技術工人待遇。”
技術工人的待遇與技術工人的地位和能力,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幾乎形成了“死結”。一方面,技術工人的待遇低,影響技術工人的地位,進而影響大家對從事技術工作、接受職業教育的態度,導致我國缺乏高素質的技術工人;另一方面,技術工人的技術“粗糙”,也影響技術工人收入的提高,讓提高技術工人地位的道路顯得漫長。解開這一“死結”,需要在提高技術工人待遇,以及提高職業教育質量方面雙管齊下。
我國技工的待遇,近年來有所提高,今年,趕集網與北大聯合發布的《變—2015年新藍領薪酬報告》甚至稱,“從月薪8000元的拉面師到萬元月薪的建筑工人,新藍領的收入不斷秒殺眾白領。”但平心而論,技術工人的待遇,相比其工作強度還是偏低。報告顯示,2015年新藍領平均月薪為3163元,同比2014年增長了4.3%,可32.4%的新藍領階層的周工作時長超過60小時,而他們中的幸福比例只有22.4%,比上一年還有所下降。
其中,提高技術工人待遇,在公報中特別提到,尤其令人關注。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和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這一目標相對應的。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當前的難點在于提高中等職業教育的吸引力,為此,公報進一步明確“逐步分類推進中等職業教育免除學雜費”,以及“提高技術工人待遇”,希望從“入口”和“出口”兩個重要關頭狠抓職業教育發展。
這是十分務實的態度——以問題為導向,解決職業教育發展面臨的實際問題。在筆者看來,提高技術工人待遇,比免除學雜費,對發展職教更為關鍵。必須承認,近年來我國在發展職業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經費,包括免除農村學生接受職業教育的學費,設立中職國家助學金等。但是,隨著適齡學生減少,一些中職學校陷入招生困境,中職教育規模在逐漸萎縮。根據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4年中等職業教育招生619.76萬人,比上年減少55萬人,占高中階段教育招生總數的43.76%。而2010年,全國中等職業教育招生870.42萬人,比上年增加1.90萬人,占高中階段教育招生總數的50.94%。而中職教育之所以出現這種問題,從深層次上說,與技術工人經濟待遇、社會地位不高有關,大家不愿意當技術工人,當然也就不愿意接受職業教育。
待遇不僅體現在工資待遇上,還體現在工作環境和福利保障上,與國外技工相比,我國的技術工人的收入和社會地位還差太多。去年,媒體曾刊登一則報道,提到李克強總理在河南考察期間曾問大工匠張東亮“你收入多少?”張湊到總理耳邊說:“我一個月一萬多呢!”總理笑著回憶說:“當時我還在河南當省長,一次在飛利浦公司考察,他們也有一個這樣的首鑄材料工人帶領著一個團隊,我問他收入,他們總經理介紹說,這個技術工人拿的年薪跟他一樣,20萬歐元。所以,你們這些高精尖人才的待遇一定要提高!”
這描述出技工的美好前景,然而在我國,高級技工的月薪也不一定能過萬,而且要成為高級技工,需要很長的過程。因此,我國必須下決心,切實通過改革收入分配體系,提高技工待遇,而技工待遇提高,也要求技術工人有更高的技能,這就對職業教育的質量提出高要求。
目前,我國職業學校的辦學,還滿足不了社會對高素質技工的需求,有的職業教育學校,以提升學歷為辦學目標,以為提高學歷層次就能提高職業教育的地位,中職“普高化”,高職關注“專升本”,這和職業教育應該堅持的“以就業為導向”辦學宗旨背離;還有的職業教育學校功利化辦學,把學生招來之后就送去頂崗實習,從中收取勞務輸出中介費,這讓中職教育“空心化”,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并沒有學到多少技能,就是“畢業”了也無法找到更好的工作。招工單位也對職教畢業生的能力、素質不滿——一些招工單位聲稱,要是這些技工也有德國技術工人的精準、過硬技術,我們也愿意出高薪,可他們的活兒真不值得給高薪??梢哉f,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質量,不但制約了技工的薪酬,也影響我國產業的升級換代。
提高職業教育質量,必須推進職業學校辦學改革,探索建立現代職業學校制度,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讓學校有根據社會需求,靈活調整專業、課程設置和人才培養模式的空間。概而言之,最終實現提高技工待遇、促進職業教育健康發展、完成普及高中教育的目標,關鍵在推進深入的改革,由此解開職業教育發展面臨的“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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