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柏林市的凱悅酒店是一家五星級酒店，22歲的女孩施耐德在這里當了一年的學徒，除了臉上流露出的稚氣還讓她略顯青澀，她的舉手投足、微笑談吐已經是位十足的專業酒店工作人員。施耐德在完成中學畢業考試之后，沒有選擇直接上大學，而是申請在酒店當學徒。她每月大約有三周在酒店工作，一周在學校上課。
　　這所學校是柏林專門培養酒店人才的職業學校，在那里，她和其他學生一起學習食品、會計、經濟、英語、數學等科目。學習期間，她要熟悉酒店十幾個部門的工作，跟著組長觀摩學習和在其指導下訓練一段時間之后，自己獨立工作基本沒有什么問題。她和酒店簽訂了合同，工作是有報酬的，每月稅后工資420歐元，有時還能拿到酒店客人的小費；而在學校學習的費用由公共資金承擔，自己無需支付學費。就業方面她也高枕無憂，目前，德國的企業都十分希望留住自己的學徒。凱悅酒店畢業的學徒只要愿意留，酒店都會招為正式員工。
　　這是一個典型的德國現代學徒制下學生的故事，而類似的故事在德國、英國等西方國家的許多地方還在不斷發生。現代學徒制這樣一個舶來品，在它的源頭發展得怎樣？
　　你招人，我買單
　　除了上述在職教領域有著穩固基礎的國家，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也在國內興起了有自己特色的現代學徒制，它們的共同點主要在于政府層面的大力支持。
　　1900年，英國的鋼產量被美國和德國趕上，國力出現了明顯的頹勢，人們普遍認識到經濟衰落的原因正是對于職業教育和培訓的不夠重視。而后，該國經歷了長達數十年的改革嘗試，但最終沒有扭轉局勢。直到1993年，英國開始推行現代學徒制，才迎來了新的發展。
　　英國和德國在社會、文化和教育體制上有很大的差別，無法復制德國多年來積累的職業教育傳統。在這樣的背景下，英國只能靠政府買單的方式激勵企業，給那些申報合作項目的企業以補貼，這些經費已經幾乎可以覆蓋所有的培訓成本。另外，為了吸引更多學徒的參與，政府也會給學徒提供個人補貼。
　　在背景情況類似的澳大利亞，政府于1998年開始實行現代學徒制，又稱“新學徒制”。該制度的發展極為迅勐，僅在1996到2001年這六年內，參加的人數就由16.3萬人突增到32.9萬人，翻了一番。與英國有些細微差別，澳大利亞的現代學徒制包括學徒制和培訓生制兩種，學徒制時間為3到4年，比較穩定，要取消合同需要所有相關方同意；而培訓生制時間僅為1到2年，任何一方都可單方面解除合同。
　　為了吸引更多的人參與，該類國家還創造了一些新的規則。關晶簡單地列舉了其中兩個：“它們為學徒搭建了職業生涯內部發展通道，不僅讓學徒制的文憑和普通教育等值，而且還允許學徒在一段時間后轉向普通教育，給學生提供了多條發展路徑。另外，和德國不同，它們還放寬了對學徒的年齡限制，將學徒制向25歲以上的成年人開放，倡導全民終身教育。”
在這些國家里，普通教育的地位高于職業教育，人們對學徒制的態度比較負面，因此不得不靠政府的大力推動。而在中國，很多的家長和學生也有類似的想法。趙志群提醒：“學生和家長們的觀念應該轉變，不要一味認為在學校里才是真正的學習，要看清實踐的重要性，不能歧視職業教育。”
接地氣，有底氣
　　作為一戰和二戰的策源國及戰敗國，德國損失慘重，還因美蘇冷戰而導致東西德分裂，經濟一敗涂地，留下了幾乎不可收拾的殘局。令人驚訝的是，在戰后短短十多年的時間里，聯邦德國的經濟迅速恢復，在20世紀60年代就超越了英法，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
　　歐洲大國現代化基礎：讓職業教育“高大上”
　　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德國15歲以上人口中受過職業教育者為4115 .7萬人，占總數的57 .8%，而大學以上學歷者為926.5萬人，僅占13%。由此可見，職業教育在德國已高度普及。
　　　1969年，德國便用《職業教育法》確定了雙元制的法律地位，對企業和學校都進行了系統的規范。由于立法較早，且已日趨完善，因此重視職業教育的傳統觀念已經根植于全體國民心中，該制度不斷發展壯大，學徒人數逐年增長。如今，在500人以上的大企業里，學徒制的參與率竟高達91%。
　　從嚴格意義上講，德國雙元制的范圍僅僅局限在中等教育的領域，但如今，也在朝高職教育、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領域發展，而這些通常被稱為“雙元制學習項目”。在中國，與德國有深厚淵源的同濟大學也有類似的嘗試：汽車學院和大眾汽車公司簽訂了“預備工程師聯合培養項目”的合約，承諾共同培養學生。
　　丹麥、奧地利、瑞士等國家因為在地域上距德國較近，深受其影響，也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現代學徒制度，被專家統歸為一類。目前，瑞士的學徒培訓制度已經非常完善，學生在完成義務教育后，大概有2/3的人會進入職教體系，而其中加入學徒制的有4/5，進入全日制職業學校的僅為1/5。
　　現代學徒制在中國的試點經常會遇到學校熱、企業冷的現象，因為很多企業認為自己不僅要承擔培訓成本，還要付給學徒工資，得不償失。然而，德國的企業卻絲毫不擔心這樣的問題，因為他們認為企業從中還是獲利頗多的。北京師范大學職業與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長趙志群教授解釋道：“對于德國的中小企業來說，學生一般會在企業里待三年多的時間，勞動貢獻完全可以抵消培訓所產生的費用。而對于大型企業，它們的高端設備價格昂貴，如操作不慎，會造成巨大損失，但它們即使賠本也愿意去培養學生。反觀中國，往往是學制的最后一段時間才讓學生介入企業，去了只會對企業產生干擾，而不能為其帶去利益，獲得的支持當然也就少了。”
　　標準嚴，效果好
　　歐洲大國現代化基礎：讓職業教育“高大上”
　　高質量的職業教育與德國嚴格統一的職業教育標準密不可分。德國企業界聯合會和工會共同制定職業教育培訓大綱草案，這一方面體現企業的利益，同時又能保障職工的權益。草案達成后，經聯邦教育和科研部以及聯邦經濟和科技部批準后賦予其法律效力。培訓大綱對于職業的種類、培訓的時間和內容以及考試標準都有明確規定。學生在企業學習的同時，還需在學校里接受理論素質教育，這為今后想進入大學的學生打下知識基礎。
　　德國的企業必須經過行會的審核和批準才具備培訓的資格。以漢諾威為例，2012年當地共有 7300 家企業培養 350 多種專業人才。由于人口老齡化，德國面臨專業人才短缺問題。對青年人進行職業培訓，使其有能力進入社會需要的工作崗位十分重要。德國總理默克爾曾說，專業人才是德國“真正的財富”。
　　如今，還有一個新趨勢開始在各國出現——第三方培訓機構大量興起，起到了聯系企業與學徒的作用或者直接承擔教學培訓的作用。有不少人說，傳統的“雙元制”正在向“三元制”轉變。
　　在德國，有30%的學徒會與政府所設的跨企業培訓中心簽訂協議，先在該機構接受集中訓練，再到各企業的勞動崗位上進行實際操作。而在英國，更是僅有3%的學徒由雇主直接招募并培訓，剩下的全由培訓公司負責安置。至于澳大利亞，集團培訓公司已經成為了重要的一環，它們向企業推薦學徒，并安排學徒的脫產培訓。目前，中國的學校和企業自身建設還不夠完善，很多時候缺乏精力和能力去推動現代學徒制的系統發展，若有第三方的中介機構出現，可以預期雙方都可以省力很多，熱情也會大幅提升。
　　據德國《圖片報》2013年3月報道，德國手工業協會發言人萊格夫斯基表示，五六年之前，很多年輕人都在尋找學徒機會，現在卻情況逆轉。教育專家吉斯表示，在工商業中，2012年沒招滿的學徒崗位就有約6萬個。
　　西方的現代學徒制盡管不是盡善盡美，但我們仍需擇其善者而從之，并對之進行符合本國國情的改良。不可忽視的事實是：在最近的全球競爭力排行榜中，我國的綜合排名雖在第28位，但“新技術的可用性”一項指標卻排在第107。這個尷尬的數據說明了我國目前的教育離實際太遠，學生的實踐能力不夠。面對這個問題，趙志群指出：“單純的學校教育模式已經無法從根本上消除職業教育脫離實踐的‘頑疾’，我們的很多調研發現，一些職業院校所學的理論知識深度甚至超過了清華北大這樣的高校，這肯定是有問題的。如今，要想解決就業率低和招工難這兩大矛盾，西方各國在現代學徒制領域的嘗試是很好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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