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首頁 > 正文

制約教育消費的幾個問題

發布時間:2016-03-22 05:15:43

瀏覽量:

分享到:

近年來，從義務教育全面普及到高等教育大眾化，從幼兒早教到成人培訓，從謀生教育到興趣學習，從線上的各類課堂到開放大學、老年大學自我革新和知識類社區、脫口秀的大量出現，聚集而成的教育消費的爆發式增長，但也存在一些“痛點”。

第一，教育沒有融入全價值鏈。優先發展教育已成為基本國策，但國家戰略和產業規劃中沒有將教育無縫“全納”，一定程度上局限于就教育談教育，以及教育系統內部“就公辦談公辦”“就民辦談民辦”，沒有從統籌未來產業結構調整、人口變化態勢、教育的“連帶消費”“附加消費”等來預測和謀劃各類教育服務需求與發展空間，教育與其他產業隔離，專業設置未對接產業，教育未融入價值鏈。相應存在兩個“多張皮”現象，一方面是管理部門“多張皮”，教育部門主管普通學歷教育，人社部門管技工培訓，民政、工會、共青團、婦、殘等分頭建培訓基地；另一方面是學校與行業、企業“多張皮”，教育未完全貼近行業企業、社會，行業企業、社會未深度介入教育。

第二，制約社會資金進入教育領域的“玻璃門”“彈簧門”仍然存在。據調研，2014年社會力量辦學總資產達5000多億元，潛力依然巨大；同時，作為我國消費熱點之一的教育，屬于服務業中唯一和最后的供不應求的領域。但長期以來“不得以營利為目的”的規定制約著社會資金投資教育的積極性；學校的辦學層次一經確定、難以隨發展需求和基礎準備情況而動態變更；比照同級同類公辦學校確立的土地等辦學條件，因很多地區對公辦、民辦學校區別對待，不少舉辦者可望而不可即；現實中籌設期限的限制，變相加高了門檻，也使得一些意欲投入教育者望而生畏。

第三，限制戶籍、學籍影響了教育流動性。傳統的戶籍制度，造成了城市、農村居民可選擇的教育服務數量和質量截然不同；隨著體制改革和人口流動，盡管出臺了隨遷子女就近入學和異地高考政策，但不同戶籍的居民在居住地的教育和考試服務可得性仍明顯不同。同時，我國尚未建立健全的學分積累和轉換制度，在學籍管理中缺乏常規化、制度化、科學化的轉專業制度，如對優秀學生的轉專業選拔制度以及對因專業興趣原因學習困難的學生的轉專業救濟制度。學生要從一所大學轉學到另一所大學，除了退學重新參加高考，幾乎沒有別的路子可走。教育領域也還缺乏系統、大范圍地開展學習成果互認、學分轉換銜接的實踐經驗。教育消費者長期面臨戶籍、學籍的“雙籍”瓶頸，限制了流動性和終身教育，制約了教育、學習的消費總量。

第四，一些新型教育項目“有柴燒不開水”。有些新興的社區教育、開放教育、技能培訓項目較為分散，散布在基層發改、教育、社保、文化、農業扶貧等部門，這個部門辦一批講座，那個單位送一個培訓班，東一榔頭西一棒子，好比燒開水，柴添不到一塊、火力不集中，水總燒不開。同時，各部門從自己預想的情況出發，先入為主，一些職業培訓未能學用結合，針對性實效性不強。

第五，“互聯網+教育”的完課率低、普及率低。雖說互聯網教育不斷推陳出新，種類多、覆蓋面廣，但對于用戶而言，無論線上還是線下，學習效果才是檢驗產品質量的唯一標準。目前，在線教育產品大多只是將線下的資源照搬到線上，還未能摸索出互聯網教育的獨特模式；不少是通過對體系化課程的碎片化處理，讓用戶可以充分利用閑暇時間學習，系統性弱；多為單點突破、缺乏整體解決方案，導致完課率低、普及率低。如看似紅火的MOOC課程的未完成率常常高達90%以上，目前極少有一款產品可以推廣到全國10%乃至5%的學校使用，產品升級尚需時間積累。

第六，教育投融資不便捷。目前，我國教育財政金融政策與教育事業發展需求不完全適應；捐資免稅政策不完善，力度不到位，免稅資質每年申報一次、有效期短，手續不便利；民間籌措資金與運行資金，一般不能質押和貸款，融資限制多，投保的可選擇性少，空間有限；基金管理的約束力和公信力不夠，一些公益基金沒管好、更沒用好，導致公眾對基金會的公信力產生懷疑。此外，社會力量以現金和實物形式投入教育較多，相關部門的行政規章、制度、審批程序較為繁雜等等。

第七，教育消費貸款有政策瓶頸和“死角”。房貸帶動了房市、車貸帶動了車市；但我國教育貸款尚處于初級階段，還款風險掣肘教育消費信貸的發展，擔保瓶頸的不折不扣“卡子”，貸款利息的沉甸甸負擔，以及手續繁雜等致使貸款者望而卻步。原因在于，貸款的筆數多、單筆額度小，牽涉人數多，“撒胡椒面”難撐規模化消費；信息不對稱與信用失范，使得預期風險大于預期收益，產生銀行“惜貸”；盡管一些高校采取了教師擔保、學校擔保等方式，解決了部分學生的困難，但未從誠信系統上徹底解決擔保方式問題。此外，教育貸款未實現全覆蓋，民辦學校學生貸款較為困難。

第八，教育消費環境不健全。近年來，我國教育和培訓行業總體態勢良好，但一些教育培訓機構良莠不齊，場地不固定、收費不合理、手續不齊全，教職人員資質“注水”造假，“培訓門”事件時見報端；家長、學生和學習者的教育維權疑慮，尚未根本消除。究其原因，主要是制度規則還不健全，同行競爭和運行秩序還不夠規范，整個體系對消費升級的支撐作用還有待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