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職在20多年的發展中,歷經“層次”、“類型”、“體系”[1]國家政策的推動,演繹了“沿襲本科”、“模仿國外”、“定位自我”的模式嬗變。目前,高職發展面臨提高質量、改革評價方式、增強社會吸引力等問題,高職辦學模式創新視域成為一個重要的聚焦和思考方向。探討高職辦學模式創新的理論實踐依據,對于探索適合我國實際的高職發展長效機制具有重大意義。
高職辦學模式創新:含義與時代背景
由于學時和實踐的短暫[2],目前我國高職辦學模式是一個由多種語境構成的復雜體系:如公辦、民辦模式(舉辦者);學校、企業模式(法人);行政化、市場化模式(體制);合作辦學模式(合作方式);公益性辦學模式和產業型辦學模式(職業教育理念);另外還有壟斷行業辦學模式和競爭行業辦學模式是從學校依賴的行業地位劃分的;東、西部辦學模式反映了辦學的地域特征;地方(市級)院校和省屬院校模式等。以上分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職辦學模式的現實狀態。高職辦學模式屬于學校發展方式中統領人才培養、教學實訓、招生就業、質量評估、學籍管理、教學標準等方面的頂層設計模式,一般和辦學理念、目標定位、機制、政策法律保障、社會經濟發展的適應度等上位詞高度相關。目前國家提倡的就業導向、產教融合、職教集團、混合所有制等辦學模式,處在試點或探索階段,其理論框架和操作程序還有待于進一步總結提升。
創新驅動是21世紀發展的主題和不竭動力。高職辦學模式創新是高職頂層設計的“關鍵技術”,歷經20多年發展的積淀,原有模式弱效性已經凸顯,高職模式創新成為社會和高職發展的共同期盼。
高職辦學模式創新:理論與實踐依據的梳理
縱觀高職辦學模式創新研究的多種語境,全面思考與梳理高職辦學模式創新的理論與實踐依據,具有積極的價值和現實意義。
1.理論依據
從世界發達國家(如德國、美國等)與我國高職歷史比較來看,前者呈現平穩發展、模式典型,后者呈現跳躍發展、模式多元的特征。前者有哪些可總結提升的理論遵循,用以估量后者(我國)多元模式的價值效度和今后創新的方向,基于此種比較,作者勾勒出高職模式創新遵循的三個主要理論依據。
⑴職教緣起及與經濟互動反哺的理論是高職辦學模式創新的理論基礎
西方的教育哲學從“人性需要”“社會發展”“產業需求”等觀點來表述職業教育緣起的邏輯,但從整體的角度思考,上述表達忽視了兩個問題:第一,政府如何組織和引導這種教育?第二,這種教育的發展模式其價值效度如何衡量?事實上世界職業教育的發展進程、今天制造業強國的職業教育經驗,已經提供了積極而有意義的實證。因此,我們歸納出如下結論:第一,職業教育緣起于機器大工業時代的新型勞動力需求,政府在助推這種教育走向社會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二,在緣起并與經濟發展的互動磨合中,職業教育形成了自身的發展模式,對經濟發展產生巨大的反哺作用,釋放出新教育的巨大活力;第三“緣起、互動、反哺”說明職業教育與特定生產方式、社會階段、經濟升級需求存在著“因果、協調、依賴”的關聯,制約著政府調節的力度,最終形成一種社會、政府、企業、學校、學生多方“利益均占”的發展模式。今天當我們審視具有獨特國情背景的中國高職辦學模式時:一種合理科學的高職辦學模式首先應建立在上述理論的思考之中。
?、迫肆Y本理論是現代職業教育的重要理論支撐,從而也成為高職辦學模式創新的重要指導和遵循
在西方經濟背景下,人力資本理論的核心詞即“人力資本”,在我國通常被叫做“人力資源”。20世紀8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羅默·盧卡斯,在舒爾茨、貝克爾的基礎上,把人力資本理論又進一步發展,人力資本理論深入到職業教育內部的核心層次,為職業教育標準或樣式提供了一個設計的原則,成為教育經濟學研究高職的重要指導理論[3]。
人力資本的概念有以下幾種含義:第一,人力資本主要指凝結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勞動能力,既是經濟增長的投入,又是經濟增長的原因。第二,人力資本的形成途徑是有效的職業教育培訓[4]。第三,人力資本是影響經濟增長的主要變量因素。職業教育是個人和社會投資,進而形成人力資本的重要途徑,人力資本給個人社會帶來的收入增長成為職業教育效益的衡量標準,職業教育的舉辦者、培訓對象、管理運營者、企業家以追求利益的動機初衷和投入產出的法則參與教育活動[5]。
結合我國實際,吸收人力資本理論精華,對我國當前高職辦學模式創新的頂層設計,具有積極的理論借鑒意義;對我國當前高職現狀,提供了一個新的診斷標準,因而成為高職辦學模式創新的重要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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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規律”(“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規律”的簡稱,下同),目前我國理論界對此還有爭議,廣東番禺職業技術院長張連緒認為:高職規律,應從教育基本規律、高職與義務教育、高等教育的不同特征、高職內外部各種需要等角度去把握[6]。據此對高職規律作一界定:高職規律,是高職發展過程中,服從其培養目標、體現其本質特征、反映高職內涵特色,適應和滿足高職內外部需求而產生的必然聯系。第一,從高職培養的過程和目標來把握,說明規律的客觀必然性;第二,從高職的特征和聯系把握,反映高職的本質;第三,認識高職規律是一個具有層級的體系。其中反映高職本質,即適應社會需要、學生需要、經濟發展需要以及自身發展需要,為高職的基本規律。簡單講,高職的規律就是一種適應社會需要的過程,我們簡稱為高職的適應性規律,是高職辦學模式創新的直接理論依據。
2.高職模式創新的實踐依據
當前我國高職現狀中的實踐問題非常廣泛,但決策部門和理論界也達成了極大的共識,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方面:
?、努F代職業教育體系的構建給高職發展帶來了新思考
從2010年《綱要》(《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下同)[7]的頒布,到2014年《決定》(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下同)[8]的出臺,現代職業教育成了社會的高頻詞、職業教育的聚焦點。毋庸置疑,中國的職業教育正在醞釀著一場歷史的變革,在這場變革中,高職人有過升格本科的虛榮心,并為此魂牽夢繞。而今天要面對的是:高職怎樣順應新的時代潮流、體現尊重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客觀上講《綱要》和《決定》中涉及高職改革的操作政策,如中高職銜接、二本院校轉型技術應用大學、高職主要以中職為生源對象、注冊制入學、分類考試、原則上不允許升格本科等,短期內對高職有相當大的心里沖擊力。但《綱要》和《決定》體現了我國教育中長期發展的合理布局,是具有科學性、全局性的戰略安排,促使高職在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過程中轉換發展方式,已經成為一個不容爭辯的事實和亟待解決的實踐問題。
⑵增強高職的社會吸引力,要求高職發展的新對策
到今天為止,由于體制缺陷造成的“斷頭現象”、自身過快發展引發的社會注意度、人才文化習慣中對高職的偏見和冷落、高職自身發展中的功利化傾向以及內部運行中的諸多因素,加劇了高職負面影響力在社會的蔓延和擴散。提高高職社會吸引力,從外部制度供給和內部調整改革結合的路徑,或許是一個突破口,而這種路徑,恰恰在許多方面回應了高職模式創新的實踐訴求。
⑶社會轉型升級給高職發展帶來了新機遇
轉型升級是指社會經濟領域的結構調整、產業升級、轉變發展方式等,它給高職發展帶來的機遇,總體上表現為:高職以其在職業教育體系中的特殊地位,為社會轉型升級,提供智力支持、社會服務和舉辦新教育培訓(如在線教育)。具體表現為:對新型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公共服務領域以及區域經濟發展,提供有效人力資源和技術服務。因而抓住這種機遇是一個對高職發展的現實考驗,也是高職辦學模式創新的一個實踐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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