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指出,要“促進就業創業,堅持就業優先戰略,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完善創業扶持政策,加強對靈活就業、新就業形態的支持,提高技術工人待遇。”
其中,提高技術工人待遇,尤其令人關注。輿論普遍認為,這和公報提到的“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這一目標相對應——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難點在于提高中等職業教育的吸引力,為此,公報進一步明確“逐步分類推進中等職業教育免除學雜費”,以及“提高技術工人待遇”,希望從“入口”和“出口”兩個重要關頭狠抓職業教育發展。
這是十分務實的態度——以問題為導向,解決職業教育發展面臨的實際問題。在筆者看來,提高技術工人待遇,比免除學雜費更為關鍵。必須承認,近年來我國在發展職業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經費,包括免除農村學生接受職業教育的學費,設立中職國家助學金,但是,隨著適齡學生減少,一些中職學校陷入招生困境,中職教育規模在逐漸萎縮。根據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2014年中等職業教育招生619.76萬人,比上年減少55.00萬人,占高中階段教育招生總數的43.76%。而2010年,全國中等職業教育招生870.42萬人,比上年增加1.90萬人,占高中階段教育招生總數的50.94%。而中職教育之所以出現這種問題,與技術工人經濟待遇、社會地位不高有關,大家不愿意當技術工人,當然也就不愿意接受職業教育。
技術工人的待遇與技術工人的地位、技術工人的能力這三者的發展,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幾乎形成了“死結”。一方面,技術工人待遇低,影響技術工人的地位,進而影響大家對從事技術工作、接受職業教育的態度,致使我國缺乏高素質的技術工人;另一方面,技術工人技術“粗糙”,也影響技術工人的收入提高,讓提高技術工人地位的道路更為漫長。解開這一死結,需要在提高技術工人待遇,以及提高職業教育質量方面雙管齊下。
待遇不僅體現在工資待遇,還體現在工作環境和福利保障上,與國外技工相比,我國技術工人的收入和社會地位還低很多。去年,李克強總理在河南考察期間曾問大工匠張東亮“你收入多少?”張湊到總理耳邊說:“我一個月一萬多呢!”總理笑著回憶說:“當時我還在河南當省長,一次在飛利浦公司考察,他們也有一個這樣的首鑄材料工人帶領著一個團隊,我問他收入,他們總經理介紹說,這個技術工人拿的年薪跟他一樣,20萬歐元。所以,你們這些高精尖人才的待遇一定要提高!”
這描述出技工的美好前景,然而,在我國,就算成為高級技工,月薪也不一定到萬,而且成為高級技工需要很長時間。四川某媒體曾做過一份關于是否愿意做高級技工的調查,調查顯示,九成受調查者表示盡管身邊有高薪的高級技工,但自己并不愿意成為其中一員,社會地位低是主要原因。據該項調查顯示,55.5%的受訪者認為高級技工月薪應該過萬元。但多位受訪從業者表示,月薪過萬元并不易得,“一般中職生畢業后只能從普通工人做起,月薪在2000元至3000元左右。要成為高級技工拿到更高的薪水,需要一個漫長的成長過程。”
另一方面,我國職業學校還滿足不了社會對高素質技工的需求,有的職業教育學校以提升學歷為辦學目標,以為提高學歷層次就能提高職業教育的地位。中職“普高化”,高職關注“專升本”,這和職業教育應該堅持的“以就業為導向”辦學宗旨背離;還有的職業教育學校辦學功利化,把學生招來之后,就送去頂崗實習,從中收取勞務輸出中介費,這就使得中職教育“空心化”。針對技工待遇低的質疑,一些招工單位聲稱,要是這些技工也有德國技術工人的精準、過硬技術,我們也愿意出高薪。可以說,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質量,不但制約著技工的薪酬,也影響我國產業的升級換代。
而提高職業教育質量,必須推進職業學校辦學改革,探索建立現代職業學校制度,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讓學校有根據社會需求,靈活調整專業、課程設置和人才培養模式的空間。概而言之,最終實現提高技工待遇、促進職業教育健康發展、完成普及高中教育的目標,關鍵在推進深入的改革,由此解開職業教育發展面臨的“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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