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為孤苦而亡，后者為取暖而死，人間悲劇竟頻頻降臨在留守兒童身上，讓人沉悶和心痛。

畢節四兄妹的死亡，再次將該如何保護農村留守兒童合法權益的問題嚴峻地擺到我們面前。我們都知道，農村留守兒童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城鄉二元體制結構下出現的一群特殊兒童，這個群體的統計數據讓人觸目驚心：我國留守兒童的人數約為5800萬，其中14歲以下留守兒童超過4000萬，絕大部分留守兒童生活在經濟貧困、地處偏遠的農村地區。這組數據會讓人心生疑問：“我國20年來出臺了一系列保護兒童尤其農村留守兒童生存權、發展權的司法制度，但為何今天我國農村留守兒童悲劇事件卻頻頻發生呢？畢節四兄妹之死，究竟誰之過？”

對于畢節四留守兒童中毒身亡責任歸屬問題上，網友各執一詞，有很多網友將四留守兒童中毒身亡的責任推到其父母身上，認為父母只顧異地打工沒有盡到監護人的責任。從表面看，畢節四兄妹之死，作為監護人的父母理應承擔一定的責任：父母均在外地打工，四個孩子生活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順利成長受影響），心理上無法得到及時安撫，致使其成長和發展處于極端不利的境地，最終導致孩子生存權受到了致命的威脅。

然而，我們又不難理解，親生父母又何嘗不想讓四兄妹在人生的初始階段享有一個幸福的童年，實現自身的健康成長和發展呢？另據媒體報道，畢節四兄妹的父親外地打工，母親3年前“被人拐跑”，爺爺奶奶已去世，外公外婆年邁無法照顧四兄妹。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親子的分離是“制度”上的分離，四兄妹無人撫養、照顧的事實又暴露了監護人缺失的問題，而在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早有對完善留守兒童委托監護制度的規定。另外，2012年畢節5名流浪兒中毒死亡事件發生之后，當地政府設立了“留守兒童關愛基金”，采取了“一對一幫扶”方式，教育部五部門也發文，要求建立16歲以下留守兒童登記制度，以保障將其納入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可見，當地政府措施很強，但從今天四兄妹中毒身亡的事實來看，當年的措施更像是一場漂亮的“彩排”。親子分離的無奈，委托監護制度的疏漏，“一對一幫扶”的虛設，國家相關部門紅頭文件的脆弱，這些因素的存在導致喊了近20年的留守兒童權益保護“拖泥帶水”，我們不幸地看到，那些柳芽般的留守的生命依然在一片關愛聲里絕望地終結。因此，我們將悲劇的責任“一股腦”推到這個搖搖晃晃的家庭身上，無疑會讓這個原本苦難的家庭“雪上加霜”。

據畢節官方稱，畢節四兄妹喝農藥身亡并非家貧，理由是死亡兒童家有價值20萬元的房子，有3000元存折，房屋里有兩編織袋臘肉，屋旁還養著兩頭豬。官方的思維邏輯很簡單，有價值20萬元的房子和3000元的存折畢節四兄妹就不應該死，官方的“經濟頭腦”讓人佩服（經濟問題是留守問題的主因），但卻淡漠一個事實：維持留守兒童生命的不僅僅是必需的吃喝，缺少關愛與撫慰比缺少吃喝更恐懼。

顯然，留守兒童的孤苦無依甚至內心的絕望，其實在遭遇情感上的“貧窮”，四個幼小生命瓜秧般的枯萎，死亡的不僅僅是幾個脆弱的生命，死亡的卻是我們整個社會的文明水平。20年來，我國在農村留守兒童在生存權、發展權和特殊狀態下的權利保護方面存在諸多問題，政府和社會應該承擔起更多的責任來彌補農村留守兒童安全、福利和權利服務的不足。筆者認為，應在堅持農村兒童利益優先的原則之上，從立法、行政、司法入手，構建完善的權益保障機制，為保護農村留守兒童的生存權和發展權“保駕護航” 。一是應從監護資格、監護職責、監護程序等方面進一步完善農民工子女的委托監護制度，使留守兒童在父母外出期間也能獲得安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充分保障；二是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創建農村留守兒童托管機構（建立“假日學校”），或者政府引導和鼓勵社會力量介入農村留守兒童心理救援體系，彌補留守兒童在生活、教育，尤其是親情方面的缺失；三是建立國家扶助機制，逐步改革戶籍制度，放開戶籍限制，實現地區城鄉間經濟、社會、教育等方面的均衡發展。

但現實的問題告訴我們，文本權利只是一個美好的夢，能夠將夢變成現實的是執行程序的保障。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強程序法的制定，增強現有政策法規的可操作性，使農村留守兒童權利的法律規定落到實處，避免農村留守兒童類似悲劇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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