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軌下的老鼠：清末川漢鐵路虧挪股款案

發布時間:2015-05-04 11: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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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軌下的老鼠：清末川漢鐵路虧挪股款案

　　8月18日，一個廣東人最愛的發財吉日。而1910年之前的這一天，廣州市前市長(知府)、四川人施典章，卻一點也看不出自己有任何“發一發”的跡象。

　　在這盛夏的一天，施典章有如熱鍋上的螞蟻——而且是麻辣熱鍋上的。

　　一個驚人的消息如同這個季節江南天空中常有的炸雷：昨天(1910年8月17日)，正元錢莊的大股東陳逸卿與其他股東一同被捕。此時，距正元錢莊在股災中倒閉還不到一個月。

　　上海畢竟是大清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與時俱進相當地有成效，地方當局面對股災這類新形勢下的新問題，而且是具有國際影響的突發事件，其快速反應之迅捷，大大超出施典章及所有人的預料。

　　“市長下海”

　　施市長早已不是市長了，雖然還保留著“公務員”的身份和“廳局級干部”的級別，官場、商場應酬時人們還稱呼他為“府臺”。

　　如今他是施總，川漢鐵路公司(簡稱川路公司)的CFO(“總收支”)。5年前(1905年)，當他帶著干部身份這一救生圈下海時，那可是由煌煌的中央文件任命的，而且是最高級別的中央文件——圣旨。川路公司已經在兩年前(1907年)改成了商辦，但公司的主要管理人員依然由上級指定、而非股東會推選。施總成了眾多兼跨官場、商場的“兩棲”干部之一，頭上帽子紅燦燦，保障著退路，而腰里錢包則是鼓囊囊的，代表著奉旨下海的巨大收獲。

　　施典章并不滿意自己在政治上的進步。參加工作以來，在官場中輾轉遷徙，也就先后混了個瓊州(海南島)和廣州的知府。當年的瓊州，可不是什么令人羨慕的地方，有點門路的干部，絕對是“一顆紅心，一種準備”——堅決不到這種“廣闊天地”去“大有作為”。施典章扎根天涯海角幾年后，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終于熬到了廣州知府，一躍進入大清國改革開放的一線干部行列。廣州此時雖被上海壓了一頭，但好歹也還是繁華所在，這令出身四川瀘州的施典章成為川籍干部中少數號稱懂些洋務、懂些經濟的人物之一。

　　開了眼界的施典章，開始盤點自己的人生：仕途上蹉跎半生，只混了個廳局級，憑自己有限的才干和更為有限的人脈，要繼續走下去的話，前景實在暗淡。正好當時有個機遇，國有“央企”川路公司需要一名干部負責投資事務。施典章既是四川人、又有著抓經濟建設的實踐經驗，級別也夠。經過一番“運作”，在川路公司“總理”(總經理)喬樹木丹的引薦下，他得到四川總督錫良的賞識，終于下海經商。

　　喬樹木丹也是四川人(華陽)，當時還兼著教育部部長助理(“學部左丞”)，主要還是在北京為公司勾兌高層公關。川路改了所謂的“商辦”后，由上級任命“總理”的方式并沒改變，并且在成都、宜昌和北京三處設立辦事機構，任命了三位“總理”，老喬便成了“駐京總理”，依然掌握公司的實權。

　　施市長成了施總，工作的地點也從廣州轉移到了上海，但手里的權力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大大擴大。盡管只是一名享受廳局級待遇的企業干部，他卻掌握著一個在上海灘乃至全中國暢行無阻的法寶：資金——足足350萬兩的白銀！這是川路公司已經籌集的資本金中的一半，放在上海這個金融中心進行“資本經營”，期望著用錢生錢。即使在上海，這也絕非一筆小錢，施總的晚餐如果多吃幾顆川椒的話，上海灘第二天就一定會感覺到那股嗆人的沖勁。

　　比起那以老窖而著名的家鄉，施典章更為習慣生活在這個華洋雜處的東方巴黎。巨大的權勢令他并不艱難地就弄明白了一個硬道理：這個大都市表面上充滿了歧視，卻在金錢面前人人平等，你的錢包有多鼓，你的嗓門就有多粗。而坐擁350萬兩白銀的施總，當然是能繞梁三日的男高音。

　　風緊，扯乎！

　　川漢鐵路的建設，一直是大清國從中央到地方的重點工程，而且是重中之重。“要想富、先修路”的經濟驅動之外，這條擬議中的鐵路，也成為對抗英、法在大清國西南地區邊疆不斷擴張蠶食的戰略布局。

　　但是，一心雄起的大清國，卻尷尬地遭遇了致命的“腎虧”——財政沒錢。于是，發動民間的力量，打一場鐵路建設的“人民戰爭”，就成為幾乎唯一的選擇。川路公司盡管在創立伊始定性為國有企業，其資金卻依然大多來自民間，而且是來自向全省農民強行攤派征收的“租股”。這與其他鐵路的民資主要來自商界投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埋下了日后釀成大規模群體性事件而終至不可收拾的伏筆。

　　幾年來川路公司終于籌集了近千萬兩的資金，這都是“川人一點一滴之膏血，類由傾家破產，敲骨吸髓而來”(《民立報》)，但離川路建設所需的5000萬兩資金還差得遠，便正好被管理層作為資本經營的借口，以便為這些資產“保值增值”。在投資另一國有企業重慶銅元局失敗后，川路公司承受了200萬兩的巨大損失，痛定思痛，余下的資金便被集中調集到了上海與漢口，進行相對保守的投資。在作為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上海，川路公司投放了一半的資金350萬兩，并由施典章親自坐鎮。

　　按照川路公司內部風險防范的要求，公款在上海錢莊存放，每一錢莊的存款上限不得超過15萬兩。而施典章之所以為正元錢莊老板陳逸卿的被捕而擔心，就是因為他幾乎把所有的寶都押在了陳逸卿的身上：在陳逸卿實際控制的正元、兆康和謙余三家錢莊，川路公司的總存款居然高達113.5萬兩。

　　自從上個月正元在股災中倒閉后，施典章就一直惴惴不安，擔心陳逸卿會出事。為了防范萬一，施典章已經拍電報，將小妾和兒子都招到了上海，悄悄地提了8萬兩銀子，到處放風說自己將到香港去售出被套的股票，以便彌補虧空。

　　陳逸卿被捕的事情，鬧得上海灘沸沸揚揚。陳逸卿還兼任著幾家美資公司的買辦職位，在老美的強力干預下，陳并沒有被關進上海縣那暗無天日的看守所，而是羈押在“中外合作”的特別法院“會審公廨”內。后世的史家多將此解釋成美帝國主義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為“漢奸”護短，其實，陳經手了太多與美資公司相關的業務，只有把他控制在手上，美國人才能弄清那一盤糊涂賬，在這場金融風暴中保護自己的利益。

　　陳逸卿好歹有美國人罩著，但自己既在朝中無人，又無海外關系，施典章此時最后悔的，就是沒早當個“裸官”或“裸商”，早些把家眷安頓到香港，辦好洋護照，一旦“風緊”就能“扯乎”。

　　上海碩鼠倉

　　9月25日，還沒來得及出逃的施典章，在上海被兩江總督張人駿、江蘇巡撫程德全所派的“專案組”實行了“雙規”。唯一值得他欣慰的也許應該是：雖然只有“廳局級”的身份，他的案件卻是由大清最高領導、溥儀小皇帝的老爸、攝政王載灃親自批示查處的。

　　專案組本來以為辦的是一件瀆職案，清理清查的結果卻令他們大吃一驚：這根本就是一件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的貪污大案。

　　除了違反規定在錢莊超額存款外，施典章還涉嫌侵吞公款，數額高達百萬兩。

　　根據公司賬目，施典章在正元錢莊所存公款應為50萬兩，但錢莊方面卻只認賬40萬兩，并且向專案組提供了一張加蓋著川路公司專用印章的收據：施典章已經取款10萬兩。同樣，在存放了38萬兩公款的兆康錢莊，專案組也發現施典章已經取走了其中的10萬兩，余額僅有28萬兩。而這兩筆共20萬兩的取款，在公司賬簿中毫無記載。

　　專案組緊急提審施典章。施辯稱，提取的并非公款，而是幫朋友經手的私款，是拿朋友的橡膠股票作抵押而從錢莊得到的貸款，與公司無關。此說如果屬實，則吃進股票作為抵押物的錢莊只能自認倒霉。正元錢莊的經理何兆政，堅決否認施典章的說法。錢莊手握川路公司提款收據，手續清晰，證據確鑿，專案組最后認定，施典章涉嫌挪用乃至貪污公款20萬兩，必須退賠。

　　除了在陳逸卿為股東的三家錢莊違規存款外，施典章還在陳逸卿擔任買辦的一家外資銀行“利華銀行”，存放了95萬兩的公款。公司賬目顯示，這筆存款，在3月份時被提取了20萬兩。在5月份又提取了15萬兩，卻記載為“蘭格志抵款”(即蘭格志橡膠股票，參閱本報8月16日先鋒話題版《亡國的股災》)，也就是說，這筆15萬兩被用于公司購買蘭格志股票。公司賬目顯示，利華銀行的存款余額應為60萬兩。

　　但是，施典章卻提供了另一矛盾的說法。他解釋說，以公司名義購買的蘭格志股票總共485股，每股進價1750兩，另加了5兩的虛頭，加上手續費等，總共入賬開支為852990兩。而資金則有55萬兩來自公司現金儲備，29萬兩來自匯豐銀行和義善源錢莊的抵押貸款，抵押物就是這批購進的蘭格志股票，其余一些小的余款則由施本人墊付。根據施的說法，根本就沒有動用利華銀行賬上那15萬兩。

　　這是一個巨大的漏洞。專案組懷疑利華銀行那15萬兩其實已被施典章本人鯨吞。進一步的調查表明，這份所謂的“利華銀行”的存款協議中，居然沒有銀行的信用戳記，也沒有洋商的簽字，而只有施典章與陳逸卿兩人的簽名蓋章。更為可疑的是，作為外資銀行出具的存款協議，居然沒有載明明確的存款數額，而只寫了個模糊的“95萬兩以內”。而且，協議還約定存款到期后，川路公司不得自行向利華銀行提取，而只能由陳逸卿個人負責歸還。專案組因此認定，這一存款實際與利華銀行無關，而是施典章與陳逸卿之間的私下放貸，陳逸卿既然已經破產，該筆存款“亦與被倒無異”。

　　施典章以公司名義購入的蘭格志股票，也被專案組發現了重大疑點。施典章是在5月份購入該股票的，遍查當時的股票報價，都在1400~1500兩之間，每股至少虛報了250兩的“花頭”，總共虛報了12萬兩。更為吊詭的是，這筆股票也在公司的賬簿上“渺無蹤跡”。

　　被震驚了的江蘇專案組立即將此案情逐級上報給了中央。在中央批示下，負責全國鐵路建設的郵傳部派出了第二個專案組，進行更為深入的調查，卻發現在案發前兩年，施典章還曾經向陳逸卿名下的其他兩家錢莊分號存入款項，而且居然都是在這兩家分號宣布倒閉之后。施典章還曾將一筆17萬兩的公款，私自移存匯豐銀行，公司賬上亦無記載。

　　根據舉報線索，郵傳部專案組在陳逸卿的一家錢莊分號內，查獲一個賬簿，詳細記載了與施典章之間有關一筆60萬兩放貸的往來細目。這就是公司賬簿上所謂“利華銀行”的存款。

　　至此，郵傳部專案組認定：施典章“濫放路局所存之畝捐公款”，350萬兩公款被“虧挪竟至200萬兩”，這都是“小民之脂膏血汗”，絕不是什么“盈虧乃商家常事”；施典章以購買蘭格志股票為幌子，大肆侵吞公司公款，渾水摸魚；施典章將公款私存到匯豐銀行及已經倒閉的錢莊，數額巨大，情跡可疑，“跡近侵蝕”。

　　根據大清《商律》，專案組建議責令施典章退賠其虧挪各款，收繳其所有非法所得，并在全案定結后，“發交地方官監禁三年，罰金即定為一萬元，繳清后方得釋放”。相比這件案子引發的巨大雷聲，處理結果簡直就是毛毛雨。

　　誰也料想不到的是，這場毛毛雨卻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一場遠比金融風暴更為可怕的颶風，正在青萍之末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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