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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現代大學發展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啟示

發布時間:2017-01-17 11: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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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現代大學發展對我國高等職業教育的啟示

政府決策，在保持精英教育國際頂尖的同時穩步推進職業教育

英國的大學制度改革經歷了從19世紀后期到20世紀初的大學擴張，到20世紀60年代的新大學運動，再到20世紀80年代末和20世紀90年代初由二元制向一元制的轉化，形成了職能層次分明的高等教育的“金字塔”結構，期間政府起到了關鍵作用。政府通過向大學撥款、合并和成立新大學的方式對英國高校進行了所謂的行政管理。

一是開端。以1826年倫敦大學的建立為開端的新大學運動在職業教育方向上初露端倪，打破了傳統大學壟斷英國高等教育的歷史。與傳統大學相比，在目標與職能、學科與課程等方面作了重大調整，有力推進了英國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平民化進程，調整了傳統精英教育與實用職業教育的關系，成功實現了傳統與現代的兼容。

二是推進。19世紀中葉，英國工業革命的發展對高等教育的新模式提出了要求，講授實用課程的新式高校—“城市學院”應運而生。這些學校重視與生產實踐密切相關的科學與技術教育，課程設置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和強烈的職業教育與科技教育的特點。但城市學院沒有學位授予權，只能頒發職業資格證書，其畢業生只能從事與技術開發和應用有關的職業。城市學院的興起不僅擴大了中產階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而且推動了應用型、技能型的職業教育發展，提升了從業人員的基本素質和能力。

三是興起。1992年，英國《繼續教育和高等教育法》頒布后，在保持傳統培養精英人才同時，政府出資舉辦了大量的培養職業型人才的非傳統型大學，多科技術學院與自治性大學在學位授予、經費來源和管理機構等方面實現了統一，從法律上獲得了與傳統大學平等的地位和待遇，英國高等教育從單一的傳統大學轉化為包含傳統大學、新大學、工科大學、多科技術學院和教師教育學院在內的，功能各異、形式多樣、多層次、多元化的綜合體。英國政府適時而有效的正確決策，為高等教育形成了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促進了高等教育的大眾化發展，也推動了職業教育的蓬勃興起。

在英國高等教育的發展中，政府對高校內部管理的“不干涉”與適時對高校扶助的“出手決策”拿捏得恰到好處，對大學內政始終堅持不干預，保持“大學自治”的獨立自由，但在英國高等教育體系演變、發展和建設的外部環境上，政府既積極引導又正確決策，起到了關鍵的方向引領和推動作用。1992年的擴招，既滿足了普通家庭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實現了高等教育大眾化；又契合了企業需求，服務社會經濟發展，促進了職業教育發展；還通過培養應用型、技能型人才，提高了全民的素質，夯實了經濟基礎。合理、穩固的“金字塔”結構，使英國高等教育在既引領又適應社會發展中沿著正確的道路持續、健康發展。

政府主導，給予職業教育更好的發展平臺和機會

當今，英國大學已經形成了一元制發展體系，即傳統大學和新型大學雙軌并行。在內部管理上，傳統大學，如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的“教授治校”仍然盛行。而新型大學，如倫敦大學的治理則由校內外人員組成的理事會、校務會共同參與。校外人員有社區和企業參加，市場主體參與教學，課堂把企業和師生聚合在一起，也就融通了高校與社會的聯系。例如：倫敦南岸大學的畢業生與企業合作設計的運動鞋取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承接的改善倫敦地鐵環境項目也獲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在傳統大學主導高等教育的形勢下，職業教育能在二十多年內實現良性的快速發展，得益于英國政府的正確決策：把理工學院變為大學，教師在學位、待遇上一致，可以晉升職稱、授予學位……平等地給予了與傳統大學同樣的發展機會。

政府在主導上充分考慮并細化了各層各類不同學校的特點和需求，而非“一刀切”，較好地保護了各類學校的利益和積極性，使各類大學在同一平臺的不同軌道上各自發展，各得其所。在外部環境上是開放的，不同類型的各高校可以自主集合成團體，成員可自由進出，可以就共同利益集體發聲，與政府一起討論未來政策走向。政府這種低身段和包容、寬松的態度，給予現代大學更多尊重和更大的發展空間，得以與有著幾百年歷史的傳統大學站在同一平臺上競技，找到自己的發展路徑。

政府調控，職業教育自我獨立、自信的發展態度

依據1992年的《繼續教育和高等教育法》，英國政府裁撤了1989年設立的“大學基金委員會”和“多科技術學院與其他學院基金委員會”；改按地區設置“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多科技術（理工）學院改名為大學，具有和大學相同的地位，享有自行頒授學位的權力。體制的新融合使英國高等教育從“精英”體系演變成“精英—大眾”一體化模式。例如：牛津布魯克斯大學始建于1865年，歷經技術學院、理工學院的歷史變遷，在1992年擴招時成功轉型，發展成為具有國際視野的一流現代大學，是職業教育的一個成功典范。

盡管理論上站在了同一個平臺，與傳統大學相比，現代大學從大學撥款委員會得到的支持并不多，因為經費是按排名撥發的，而排名的主要依據是“科研成果”和“教學質量”，其中科研占了90%的權重。英國高等教育撥款委員會撥出的科研經費33%流入了5所頂級傳統研究型大學，即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帝國理工學院、倫敦大學、曼切斯特大學。牛津大學的大衛·帕爾菲曼（DavidPalfreyman）教授認為，排名指標體系不能也不應適用所有的學校，因為評估指標的設定及權重、評估的周期及評估專家權威性等都會影響績效評估的實施與結果的運用。大衛·華納（DavidWarner）教授認為，理工學院升格后與傳統大學一起排名既不占優勢，也沒可比性，更沒成就感，因而不參加大學排名，而是把關注點放在更有意義的提高教學質量和為社會經濟服務上。倫敦南岸大學校長兼百萬集團主席菲尼克斯教授（Phineks)也認為，現代大學不要與傳統大學攀比，應該把更多的精力和努力投入到培養學生技能和服務地域經濟上來，辦出特色才能得到社會認可。例如：倫敦南岸大學的“社區利益公司”模式在服務社區的同時促進了學生的就業創業。他們這種在夾縫中求生存，自主尋找發展空間，對教育的熱情與自信，執著與務實讓人敬佩。

市場引導，傳統研究型大學適應社會發展的應用型變革趨勢

事實上，就是牛津大學、劍橋大學這樣的傳統大學也并非一成不變，也在浸潤著經濟和社會變遷的風雨，內心悄然醞釀著細微變革。正如大衛·華納（DavidWarner）教授所說，牛津大學1990年也有了商學院，這表明高校的發展路徑一定要循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才是正確的。教育要為社會和經濟發展服務，不僅是我國的教育宗旨，而且也是符合世界各國教育規律的。由此可見，應用型、技能型人才培養，不只是職業教育的專利，同樣適用于其他的大學，甚至所有大學。如果把我國人才結構形容為“金字塔”，由“塔頂”“塔身”和“塔基”三部分組成，“塔頂”的尖端、決策和創造性人才是少量的；“塔身”是承前啟后的高端、高管和組織能力強的人才，需求量比較大；“塔基”是一線操作人才，要有較強的技能，這類人才需求量最大，這正是職業教育發展的契機。

實踐證明，真正的高水平人才不是在學校里培養出來的，而是在企業里、崗位上通過實踐成長起來的。因此，高職院校要主動與企業結合，共同培養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創建創業型大學。

啟示及建議

值得關注的重要一點是，英國大學、高等教育的成功是政府與高校、社會、企業，包括學生、家長各方面的關系都寬松有度，干預不干涉，管控不管理，到位不越位，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各盡其事，既有政府引導，也有高校自主拼力發展，還有企業積極參與支持，宏觀上形成體系，成為一體，使高校獲得良好發展的同時，學生和家庭、社會和企業也各得其所。高校貼近社會、緊跟經濟，促進了社會的繁榮、穩定發展，為社會發展作出了積極重要的貢獻。

實際上，英國從1992年擴招才開始大規模地把理工學院轉型為大學的，職業教育就此發展起來。反觀我國的高等職業教育，也是從1991年頒布《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決定》后逐步推進而全面興起的，幾乎與英國同步。在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分別于1993年、1996年、1999年、2006年就高職教育頒布了多個文件。截至2008年，共遴選出100所國家示范性高等職業院校建設單位，使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和高職院校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的發展時期。

與英國職業教育相比，我們的政府引導、推動力度還不夠大，激勵機制、政策導向還不夠強；高職院校定位在大專層次，沒有學位授予權，“待遇”不高，自身發展動力不足，我們的職教集團還要學習英國高等教育協會、倫敦大學組織、百萬集團的做法，高校要形成聚合力，共同發聲尋求和促進政府支持；在與企業的聯系上還不那么密切和迫切，在服務社會中主動尋找生存發展機會的“求生發展”意識與倫敦南岸大學的強烈和執著還有差距；從社會看，高職院校在學生、家長、企業、政府的認可度也都不夠高，這既有高職教育本身能力不足、成果不硬的問題，有全社會對高職教育的認識“偏見”問題，也有政府政策導向帶來的模糊認識。例如：2006年11月，教育部頒布的《關于全面提高高等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06〕16號）明確指出，“高等職業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發展中的一個類型。”但實際上，高職教育仍定位在大專層次，至今高職教育還在討論“類型與層次”問題而沒有最終定論。高職教育發展急需政府給予政策扶持和正確引導，需要通過提高高職院校的地位和待遇，給高職院校釋放更多的自主發展空間。高職教育定位在大專層次，客觀上制約了高職教育的發展，唯有經政府建起無限定的發展通道，才能激發出高職院校為地域經濟發展作貢獻的熱情和動力。當然，職業院校自主發展的熱情與執著精神也需要我們職業教育人通過自信來建立，自發的內源動力才是促進高職教育發展的不竭動力。

近期，北京市教育“十三五”規劃提出的“不再新設立或新升格普通高等學校”和中央提出的京津冀一體化發展戰略，疏解首都人口的新形勢、新要求，給首都職業教育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挑戰。如何尋找更好的發展機會，既需要政府有新的正確決策，也需要學校有自主發展的動力和堅守執著的精神。我們不妨借鑒一下英國這方面的經驗，如國際化、多元化發展，應是一個不錯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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