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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重啟教育改革——中國教育改革十八講》是一本試圖破解中國教育謎局之作。該書由著名教育專家朱永新先生與《財經》雜志主筆馬國川先生兩人聯手，以問題為導向，分作十八個單元，以一問一答式對話，從考察教育制度的演變入手，系統梳理了導致問題產生的制度根源，并就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各階段存在的現實問題，予以全面反思，并兼涉職業教育和民辦教育，深刻分析了教育改革為何缺乏動力的內外在原因，指出打破教育改革僵局，使中國教育走出困境、重新贏得國人信任的唯一出路，就在于重啟教育改革，舍此別無他途。與此同時，兩位作者呼吁，應像當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一樣，開展一場什么是好教育的全民大討論，以便形成有利于推動重啟教育改革的社會共識。
馬國川：今天中國社會問題很多，最令人們感到痛心疾首的、形勢最嚴峻的恐怕就是教育問題，因為它關系到每個家庭，也關系到國家的發展前途。由于教育存在各種問題，而且積重難返，使得國人對于中國教育越來越沒有信心。毫不夸張地說，目前中國教育陷入了一場危機之中。
著名學者資中筠先生曾激憤地說：“實際上中國的孩子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中國現在的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傳授的就是完全扼殺人的創造性和想象力的極端功利主義”，“如果中國的教育再不改變，人種都會退化。”要擺脫教育危機，必須進行教育改革，這已經成為國人的共識。問題是，教育涉及的問題太多，改革應該從何處入手？
朱永新：教育現在面臨著各種錯綜復雜的問題，只有解決這些問題，才能實現教育的更好發展。否則，教育越發展，越背離教育的本意，就會在歧途上越走越遠。這需要我們以問題意識為導向，首先理性地思考和總結最主要的教育問題，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然后再研究解決之道。
在我看來，中國教育最突出、公眾意見最大的是兩大問題：一個是公平問題，一個是質量問題。教育改革就要解決這兩大問題。
我們首先來看公平問題是怎么產生的。中國教育不公平的最突出表現，就是教育發展不平衡。長期以來，中國教育走的是一條效率優先的道路。我們現在的教育是學習蘇聯教育制度的產物，在教育還不普及的情況下，教育資源分配實行傾斜政策：在不同的教育階段，教育資源向作為精英教育的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傾斜；在同樣的教育階段，教育資源向好學校、名校傾斜；在城鄉之間，教育資源向城市傾斜。
馬國川：和教育公平問題比起來，教育質量問題同樣突出。中國教育質量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學生課業負擔重，考試壓力大，導致一些家庭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家庭，以及一些有權有錢的家庭不惜代價，讓孩子到國外接受更好教育，而且海外求學的年齡越來越小。
朱永新：不管是人們激烈批評和抨擊的基礎教育階段的“應試教育”問題，還是社會各界都在追問的高等教育階段的“錢學森之問”，都說明中國教育質量沒有達到社會大眾真正滿意的程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的解放仍然不夠，現行教育體制對學校管得太死。
在基礎教育階段是“教育局辦學”。因為一切都被教育行政部門規定了，中小學校長根本不是校長，最多是一個排課表的教務人員，上什么課，幾點上課，幾點放學，考什么內容，怎么考，所有的一切，校長說了都不算。由于學校沒有真正的辦學自主權。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認為，發展不能單純理解為工業化或居民收入的增加，而應當是一個拓展自由的過程。而教育對于拓展人類自由、提高生活質量具有重大意義。教育狀況將影響個人賴以享受更好生活的實質自由。能夠賦予人們自由的教育的本質就是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教育。由于對學校被管得太死，沒有自由，校長和老師們也就失去了教育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圍著教育行政部門的指揮棒轉，應試教育仍然是主導著教育。
馬國川：來自行政權力對教育的束縛，無疑讓教育失去了活力。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功奧秘，其實就是解放了生產力，解放了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因為解放了農民，人們的餐桌開始豐富起來；因為解放了工人，社會的日用消費品開始豐富起來；因為解放了資本，我們方方面面的發展速度快了起來。所以，教育應該擺脫束縛，獲得真正的解放。
朱永新：是的，教育的解放是教育改革的當務之急。我們首先要解放學生。從分數的牢籠中解放孩子，讓他們不再為分數而活著，讓他們的個性得到張揚，讓他們真正地成為他們自己；其次要解放教師，從考試的鐐銬中解放教師，讓他們不再成為考試的囚徒，讓他們真正地享受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體驗教師職業帶給他們的成長、尊嚴與快樂；還要解放校長，從評價排名的恐懼中解放校長，讓他們聚精會神地思考教育，讓他們成為真正的教育的行家里手；最后還要解放教育廳的廳長、局長，從一個個升學的指標中解放廳長、局長們，讓他們不要“跑部錢進”，不要“仰人鼻息”，從對上負責變為對下負責，從對分數負責變為對未來負責。一句話，解放教育的關鍵是“還權”，把那些本來屬于學生、屬于老師、屬于校長、屬于廳長局長的權力還給他們自己。
所以，總起來看，教育上面臨的公平和質量這兩大問題，都與現行的教育體制有極大關系。從1949年以來，由于教育和政治捆綁在一起，缺乏發展的自由空間。在教育體制上，國家分門別類地在教育的各個層面、各個環節設置行政層級，這樣就形成了行政高度壟斷的教育體制，行政部門權力太大，集辦學權、管理權、評價權于一身，“管、辦、評”一體化，使教育體制呆板單一，缺乏競爭，沒有活力。
馬國川：教育行政部門不但對學校管得太死，對地方也仍然是高度集權的計劃管理體制，一刀切是其主要弊端。中國國土面積之大，人口之多，地方發展差異之大，區域教育發展之不平衡，自然地理環境之不同，是世界上少有的。試圖用同一個政策號令全國的教育，用同一個標準管理所有的區域，不僅根本做不到，也是非常危險的。許多政策，如農村中小學撤校并點、清退農村代課教師等由于沒有考慮國情、省情、市情、縣情、鄉情、校情的差異，在實施的時候往往容易變為脫離實際、強迫命令、一刀切的行政運動和政績工程，結果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許多偏差。
朱永新：教育行政部門權力太大、太集中。以大學的審批為例。申辦一所大學的手續，比申辦一個企業要困難 100倍。500畝地一個門檻就非常厲害了（其實有一些國外的高校，也就一二百畝地）。然后必須從專科辦起，有幾屆畢業生才可以辦本科，再有幾屆本科畢業生才可以申請招收碩士生。這樣一來，十幾年就過去了，想辦一個能夠招收博士生的一流大學，沒有幾十年的時間根本不可能。因為門檻太高，風險太大，所以沒有人愿意辦大學。
由于教育部門集中了管理、舉辦、評價三個職能，既是教練員，又是領隊、裁判員、運動員，權力過大，壟斷性太強，又缺乏相應的監督和評價。現在很多教育問題難以及時糾正，與缺乏有效的監督是緊密相關的，因為官方的教育督導實際上歸教育行政部門直接領導，所以它很難對教育自身進行監督指導，也不可能成為一種教育變革的力量。
馬國川：由此看來，要解決教育公平和教育質量這兩大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改革現行的教育體制。如果體制不改，那么其他改革也沒有保證。例如，政府優化資源配置說起來簡單，假如仍然是行政高度壟斷，個別部門甚至是少數人說了算，缺乏有效的監督，實際操作中怎么保證政府部門以公平優先的政策導向來分配資源？
朱永新：如果沒有實質性的體制改革，不去觸動、解決那些影響教育發展的深層問題，許多表面的“亂象”就往往久治不愈，甚至愈演愈烈。因此，教育體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是實現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質量的有效保障。
馬國川：放權才有活力，自主才有創新。所以，教育體制改革的關鍵，恐怕就是放權。
朱永新：是的，一言以蔽之，教育體制改革就是放權。就是通過簡政放權，將地方的還給地方，將學校的還給學校，將社會的還給社會，使教育真正成為人民能夠參與、全社會共同舉辦的一池活水。
第一，向地方放權。要下放行政權力，將“因地制宜”作為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價值和指導思想。應該允許地方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和資源情況自主地決定包括代課教師、教師編制、教師待遇在內的教師政策，自主決定教育結構和比例、學校布局等教育規劃，自主決定學校教育模式、培養規格等等，從而形成多樣化的、生動活潑的各地教育生態。
第二，向學校放權。按照建設“服務型政府”、“有限政府”的思路，清理大量不需要政府管理、審查、規范的東西，徹底還給校長，還給學校，解放教育。獲得辦學自主權的學校才有動力建立現代學校制度。同時要發現底層自發的改革實踐，形成上下呼應，把個別人、個別地方的成功探索通過制度化的方式推廣。因為真正的教育智慧，真正好的教育探索，是從課堂里面生長出來的，不是辦公室里面想出來的。尊重民間的首創精神是中國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經驗。尊重基層的教育改革與創新，也應該是中國教育改革的一條主要路徑。
第三向社會放權。建立管、辦、評相對獨立的教育管理體制。“管、辦、評分離”是現代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則，政府的主要功能不是直接當“劃槳手”，而是當“舵手”。強化政府公共服務的職能，并不意味著集中資源、強化行政控制，而是意味著建立服務導向，由直接提供服務，轉變為用多種方式和途徑滿足社會需要，擴大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改善公共服務的品質，同時，對公共服務的結果進行評價和控制。
馬國川：問題在于，如何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假如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沒有清晰的界定，那么很有可能導致教育秩序的混亂。比如說，政府不做應做之事，而是在教育里從事營利性活動，就像某些重點學校收取高額贊助費與政府部門“分成”這樣的事，無疑是敗壞教育聲譽、破壞教育秩序的丑聞。
朱永新:在教育領域，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應該是這樣的：政府充分發揮保公平、保基礎的作用，對公辦學校進行均衡的資源配置；把市場交給民辦學校，它們提供可以有特色的、選擇性的教育資源。這樣政府就有更多力量去做好教育均衡、教育公平的事情。政府辦的學校，資源配置大致相同，從學校的硬件如圖書、實驗室、操場等，到學校的軟件尤其是教師等，都要盡可能相同，從而把從公辦學校擠出去的對教育質量有特殊要求的群體，釋放到民辦教育領域。父母要選擇學校，到民辦教育，民辦教育不是面向有錢人的學校，而是可以提供更多選擇的學校，有特色的學校，服務更個性化的學校。
應該盡快制定鼓勵民間資本進入教育領域的政策，落實《民辦教育促進法》，通過對民辦學校的分類管理，對義務教育階段非營利學校的補助以及教師在民辦教育與公辦教育之間的正常流動等措施，給民辦學校更大的生長空間。在高等教育領域，我主張進行大學改制的試點，通過股份制改造，將一部分公辦大學轉為混合所有制，交給高科技企業舉辦或者拿出一部分高校與國外著名大學合作辦學，允許教育家自主辦學。如果每個省拿出一所高校進行改制的試點，其意義就非常大。這樣不但可以豐富高等教育的多樣性，而且可以激發公立大學的辦學積極性。這樣，良好的教育生態就會逐步形成。
另外，教育改革還應該包括教育的對外開放，允許中外合作辦學，也允許國外教育機構到中國來獨立辦學。
馬國川：真正的改革需要權力利益的調整。這些年搞了很多教育改革:全國減負、素質教育、中高考改革、新課程改革……其中許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也有一些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合理的理念和改革，被現實利益、部門利益、既得利益所綁架，最后是改革變質。實際上很多聽起來很好聽的教育改革措施，實行的結果卻擴大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
朱永新：轉型期體制改革的重要特點被稱為是“內部人改革”，即在缺乏社會參與和利益博弈機制的情況下，由掌握重要資源的權力部門自己進行的改革。因而，在這一模式下的改革，其實際關注往往不是如何開放市場，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服務，以及通過管理改革提高效率，而是通過創收、收費等營利性的環節追求自身利益，甚至公開地設租尋租。它造成了基于壟斷而產生的部門利益及特殊利益集團，造成扭曲的市場和不公平競爭，極大地敗壞了改革的形象，引致人們對改革方向的懷疑。現在中國的教育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所謂深水區就是打破利益鏈條。如果不打破利益鏈條，中國教育就沒有希望。
其實，改革在任何國家都不易，任何國家的既得利益者們在改革損及自己利益的時候也都反應強烈。1957年，美國總統為了執行聯邦最高法院關于廢除種族隔離的教育體制的判決，不惜派兵保護黑人學生進入白人學校讀書。幾十年過去了，現在的美國人對于白人和黑人甚至其它少數族裔同在一所學校讀書已經習以為常，甚至引以為豪。以后人的角度觀之，那些頂住壓力、大膽推動平權改革的先賢無疑是值得敬佩的。其實，無論是執政者還是具體部門的主事者，這都是應有的擔當。
《重啟教育改革——中國教育改革十八講》是一本試圖破解中國教育謎局之作。該書由著名教育專家朱永新先生與《財經》雜志主筆馬國川先生兩人聯手，以問題為導向，分作十八個單元，以一問一答式對話，從考察教育制度的演變入手，系統梳理了導致問題產生的制度根源，并就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各階段存在的現實問題，予以全面反思，并兼涉職業教育和民辦教育，深刻分析了教育改革為何缺乏動力的內外在原因，指出打破教育改革僵局，使中國教育走出困境、重新贏得國人信任的唯一出路，就在于重啟教育改革，舍此別無他途。與此同時，兩位作者呼吁，應像當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一樣，開展一場什么是好教育的全民大討論，以便形成有利于推動重啟教育改革的社會共識。
馬國川：今天中國社會問題很多，最令人們感到痛心疾首的、形勢最嚴峻的恐怕就是教育問題，因為它關系到每個家庭，也關系到國家的發展前途。由于教育存在各種問題，而且積重難返，使得國人對于中國教育越來越沒有信心。毫不夸張地說，目前中國教育陷入了一場危機之中。
著名學者資中筠先生曾激憤地說：“實際上中國的孩子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中國現在的教育，從幼兒園開始，傳授的就是完全扼殺人的創造性和想象力的極端功利主義”，“如果中國的教育再不改變，人種都會退化。”要擺脫教育危機，必須進行教育改革，這已經成為國人的共識。問題是，教育涉及的問題太多，改革應該從何處入手？
朱永新：教育現在面臨著各種錯綜復雜的問題，只有解決這些問題，才能實現教育的更好發展。否則，教育越發展，越背離教育的本意，就會在歧途上越走越遠。這需要我們以問題意識為導向，首先理性地思考和總結最主要的教育問題，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然后再研究解決之道。
在我看來，中國教育最突出、公眾意見最大的是兩大問題：一個是公平問題，一個是質量問題。教育改革就要解決這兩大問題。
我們首先來看公平問題是怎么產生的。中國教育不公平的最突出表現，就是教育發展不平衡。長期以來，中國教育走的是一條效率優先的道路。我們現在的教育是學習蘇聯教育制度的產物，在教育還不普及的情況下，教育資源分配實行傾斜政策：在不同的教育階段，教育資源向作為精英教育的組成部分的高等教育傾斜；在同樣的教育階段，教育資源向好學校、名校傾斜；在城鄉之間，教育資源向城市傾斜。
馬國川：和教育公平問題比起來，教育質量問題同樣突出。中國教育質量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學生課業負擔重，考試壓力大，導致一些家庭特別是一些知識分子家庭，以及一些有權有錢的家庭不惜代價，讓孩子到國外接受更好教育，而且海外求學的年齡越來越小。
朱永新：不管是人們激烈批評和抨擊的基礎教育階段的“應試教育”問題，還是社會各界都在追問的高等教育階段的“錢學森之問”，都說明中國教育質量沒有達到社會大眾真正滿意的程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教育的解放仍然不夠，現行教育體制對學校管得太死。
在基礎教育階段是“教育局辦學”。因為一切都被教育行政部門規定了，中小學校長根本不是校長，最多是一個排課表的教務人員，上什么課，幾點上課，幾點放學，考什么內容，怎么考，所有的一切，校長說了都不算。由于學校沒有真正的辦學自主權。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認為，發展不能單純理解為工業化或居民收入的增加，而應當是一個拓展自由的過程。而教育對于拓展人類自由、提高生活質量具有重大意義。教育狀況將影響個人賴以享受更好生活的實質自由。能夠賦予人們自由的教育的本質就是自由，沒有自由就沒有教育。由于對學校被管得太死，沒有自由，校長和老師們也就失去了教育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圍著教育行政部門的指揮棒轉，應試教育仍然是主導著教育。
馬國川：來自行政權力對教育的束縛，無疑讓教育失去了活力。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功奧秘，其實就是解放了生產力，解放了人民群眾的創造力。因為解放了農民，人們的餐桌開始豐富起來；因為解放了工人，社會的日用消費品開始豐富起來；因為解放了資本，我們方方面面的發展速度快了起來。所以，教育應該擺脫束縛，獲得真正的解放。
朱永新：是的，教育的解放是教育改革的當務之急。我們首先要解放學生。從分數的牢籠中解放孩子，讓他們不再為分數而活著，讓他們的個性得到張揚，讓他們真正地成為他們自己；其次要解放教師，從考試的鐐銬中解放教師，讓他們不再成為考試的囚徒，讓他們真正地享受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體驗教師職業帶給他們的成長、尊嚴與快樂；還要解放校長，從評價排名的恐懼中解放校長，讓他們聚精會神地思考教育，讓他們成為真正的教育的行家里手；最后還要解放教育廳的廳長、局長，從一個個升學的指標中解放廳長、局長們，讓他們不要“跑部錢進”，不要“仰人鼻息”，從對上負責變為對下負責，從對分數負責變為對未來負責。一句話，解放教育的關鍵是“還權”，把那些本來屬于學生、屬于老師、屬于校長、屬于廳長局長的權力還給他們自己。
所以，總起來看，教育上面臨的公平和質量這兩大問題，都與現行的教育體制有極大關系。從1949年以來，由于教育和政治捆綁在一起，缺乏發展的自由空間。在教育體制上，國家分門別類地在教育的各個層面、各個環節設置行政層級，這樣就形成了行政高度壟斷的教育體制，行政部門權力太大，集辦學權、管理權、評價權于一身，“管、辦、評”一體化，使教育體制呆板單一，缺乏競爭，沒有活力。
馬國川：教育行政部門不但對學校管得太死，對地方也仍然是高度集權的計劃管理體制，一刀切是其主要弊端。中國國土面積之大，人口之多，地方發展差異之大，區域教育發展之不平衡，自然地理環境之不同，是世界上少有的。試圖用同一個政策號令全國的教育，用同一個標準管理所有的區域，不僅根本做不到，也是非常危險的。許多政策，如農村中小學撤校并點、清退農村代課教師等由于沒有考慮國情、省情、市情、縣情、鄉情、校情的差異，在實施的時候往往容易變為脫離實際、強迫命令、一刀切的行政運動和政績工程，結果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許多偏差。
朱永新：教育行政部門權力太大、太集中。以大學的審批為例。申辦一所大學的手續，比申辦一個企業要困難 100倍。500畝地一個門檻就非常厲害了（其實有一些國外的高校，也就一二百畝地）。然后必須從專科辦起，有幾屆畢業生才可以辦本科，再有幾屆本科畢業生才可以申請招收碩士生。這樣一來，十幾年就過去了，想辦一個能夠招收博士生的一流大學，沒有幾十年的時間根本不可能。因為門檻太高，風險太大，所以沒有人愿意辦大學。
由于教育部門集中了管理、舉辦、評價三個職能，既是教練員，又是領隊、裁判員、運動員，權力過大，壟斷性太強，又缺乏相應的監督和評價。現在很多教育問題難以及時糾正，與缺乏有效的監督是緊密相關的，因為官方的教育督導實際上歸教育行政部門直接領導，所以它很難對教育自身進行監督指導，也不可能成為一種教育變革的力量。
馬國川：由此看來，要解決教育公平和教育質量這兩大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改革現行的教育體制。如果體制不改，那么其他改革也沒有保證。例如，政府優化資源配置說起來簡單，假如仍然是行政高度壟斷，個別部門甚至是少數人說了算，缺乏有效的監督，實際操作中怎么保證政府部門以公平優先的政策導向來分配資源？
朱永新：如果沒有實質性的體制改革，不去觸動、解決那些影響教育發展的深層問題，許多表面的“亂象”就往往久治不愈，甚至愈演愈烈。因此，教育體制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核心，是實現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質量的有效保障。
馬國川：放權才有活力，自主才有創新。所以，教育體制改革的關鍵，恐怕就是放權。
朱永新：是的，一言以蔽之，教育體制改革就是放權。就是通過簡政放權，將地方的還給地方，將學校的還給學校，將社會的還給社會，使教育真正成為人民能夠參與、全社會共同舉辦的一池活水。
第一，向地方放權。要下放行政權力，將“因地制宜”作為教育公共政策的基本價值和指導思想。應該允許地方根據自己的實際需要和資源情況自主地決定包括代課教師、教師編制、教師待遇在內的教師政策，自主決定教育結構和比例、學校布局等教育規劃，自主決定學校教育模式、培養規格等等，從而形成多樣化的、生動活潑的各地教育生態。
第二，向學校放權。按照建設“服務型政府”、“有限政府”的思路，清理大量不需要政府管理、審查、規范的東西，徹底還給校長，還給學校，解放教育。獲得辦學自主權的學校才有動力建立現代學校制度。同時要發現底層自發的改革實踐，形成上下呼應，把個別人、個別地方的成功探索通過制度化的方式推廣。因為真正的教育智慧，真正好的教育探索，是從課堂里面生長出來的，不是辦公室里面想出來的。尊重民間的首創精神是中國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經驗。尊重基層的教育改革與創新，也應該是中國教育改革的一條主要路徑。
第三向社會放權。建立管、辦、評相對獨立的教育管理體制。“管、辦、評分離”是現代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則，政府的主要功能不是直接當“劃槳手”，而是當“舵手”。強化政府公共服務的職能，并不意味著集中資源、強化行政控制，而是意味著建立服務導向，由直接提供服務，轉變為用多種方式和途徑滿足社會需要，擴大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改善公共服務的品質，同時，對公共服務的結果進行評價和控制。
馬國川：問題在于，如何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假如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沒有清晰的界定，那么很有可能導致教育秩序的混亂。比如說，政府不做應做之事，而是在教育里從事營利性活動，就像某些重點學校收取高額贊助費與政府部門“分成”這樣的事，無疑是敗壞教育聲譽、破壞教育秩序的丑聞。
朱永新:在教育領域，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應該是這樣的：政府充分發揮保公平、保基礎的作用，對公辦學校進行均衡的資源配置；把市場交給民辦學校，它們提供可以有特色的、選擇性的教育資源。這樣政府就有更多力量去做好教育均衡、教育公平的事情。政府辦的學校，資源配置大致相同，從學校的硬件如圖書、實驗室、操場等，到學校的軟件尤其是教師等，都要盡可能相同，從而把從公辦學校擠出去的對教育質量有特殊要求的群體，釋放到民辦教育領域。父母要選擇學校，到民辦教育，民辦教育不是面向有錢人的學校，而是可以提供更多選擇的學校，有特色的學校，服務更個性化的學校。
應該盡快制定鼓勵民間資本進入教育領域的政策，落實《民辦教育促進法》，通過對民辦學校的分類管理，對義務教育階段非營利學校的補助以及教師在民辦教育與公辦教育之間的正常流動等措施，給民辦學校更大的生長空間。在高等教育領域，我主張進行大學改制的試點，通過股份制改造，將一部分公辦大學轉為混合所有制，交給高科技企業舉辦或者拿出一部分高校與國外著名大學合作辦學，允許教育家自主辦學。如果每個省拿出一所高校進行改制的試點，其意義就非常大。這樣不但可以豐富高等教育的多樣性，而且可以激發公立大學的辦學積極性。這樣，良好的教育生態就會逐步形成。
另外，教育改革還應該包括教育的對外開放，允許中外合作辦學，也允許國外教育機構到中國來獨立辦學。
馬國川：真正的改革需要權力利益的調整。這些年搞了很多教育改革:全國減負、素質教育、中高考改革、新課程改革……其中許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也有一些實際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合理的理念和改革，被現實利益、部門利益、既得利益所綁架，最后是改革變質。實際上很多聽起來很好聽的教育改革措施，實行的結果卻擴大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
朱永新：轉型期體制改革的重要特點被稱為是“內部人改革”，即在缺乏社會參與和利益博弈機制的情況下，由掌握重要資源的權力部門自己進行的改革。因而，在這一模式下的改革，其實際關注往往不是如何開放市場，公平、公正地提供公共服務，以及通過管理改革提高效率，而是通過創收、收費等營利性的環節追求自身利益，甚至公開地設租尋租。它造成了基于壟斷而產生的部門利益及特殊利益集團，造成扭曲的市場和不公平競爭，極大地敗壞了改革的形象，引致人們對改革方向的懷疑。現在中國的教育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所謂深水區就是打破利益鏈條。如果不打破利益鏈條，中國教育就沒有希望。
其實，改革在任何國家都不易，任何國家的既得利益者們在改革損及自己利益的時候也都反應強烈。1957年，美國總統為了執行聯邦最高法院關于廢除種族隔離的教育體制的判決，不惜派兵保護黑人學生進入白人學校讀書。幾十年過去了，現在的美國人對于白人和黑人甚至其它少數族裔同在一所學校讀書已經習以為常，甚至引以為豪。以后人的角度觀之，那些頂住壓力、大膽推動平權改革的先賢無疑是值得敬佩的。其實，無論是執政者還是具體部門的主事者，這都是應有的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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