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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海波、盛瑜：加快發展高職教育推進產教深度融合

發布時間:2015-11-03 11:5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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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高新區成立20多年來，我國高新技術產業迅速發展，吸引了一大批創業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與此同時，伴隨高新技術產業門類不斷增加、規模逐步擴大，對技術技能人才總量的需求也急劇攀升。當前，中高級技術技能人才短缺已經成為制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瓶頸。在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背景下，必須高度重視高等職業教育對于產業長遠發展的作用，加快高等職業教育改革發展步伐，以更大的人才紅利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充分認識發展高等職業教育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第一，高職教育在國家人才培養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高職教育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我國職業教育的關鍵環節，具有“高等性” 和“職業性”的雙重屬性，其目標是培養從事生產建設和服務管理一線的高素質技能型專門人才。《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要推進中等和高等職業教育緊密銜接，發揮中等職業教育在發展現代職業教育中的基礎性作用，發揮高等職業教育在優化高等教育結構中的重要作用。這充分體現了高職教育在國家人才培養體系中的重要位置，同時承擔著引領職業教育發展方向和促進高等教育內涵發展的雙重使命。

　　第二，高職教育改革發展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十八大以來，國家先后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首次對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進行整體謀劃和全面部署，對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視程度和改革力度都前所未有。《決定》特別強調專科高等職業院校要密切產學研合作，培養服務區域發展的技術技能人才，重點服務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技術研發和產品升級；進一步調整完善職業院校區域布局，科學合理設置專業，健全專業隨產業發展動態調整的機制，重點提升面向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的人才培養能力。

　　第三，中高級技術技能人才已經成為高新技術產業人才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經驗表明，強大的技工隊伍是建設工業強國的重要基礎，也是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支撐。近年來，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在強化技術創新的同時，也進一步加強技師技工隊伍建設。對于高新技術產業來說，中高級技能人才隊伍建設的意義更為突出，它不僅直接影響先進技術引進消化吸收的能力，還關系到先進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效率和規模。特別是在廉價勞動力優勢逐漸喪失、“機器換人”時代到來的背景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更需要一批適應轉型需求、數量充足、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實用技術型、技術技能型和復合技術型人才隊伍。

　　第四，高新技術企業對高職畢業生的青睞度不斷提升。一方面，當前中國正處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這勢必帶來新的就業崗位、就業機會，許多企業對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相比而言，我國技能勞動者總量嚴重不足，僅占就業人員的19%，高技能人才數量還不足5%；技能勞動者的求人倍率一直在 1.5∶1以上，高級技工的求人倍率甚至達到2∶1以上的水平。另一方面，高職人才培養質量穩步提升，為各個產業包括高新技術產業輸送了大批中高級技術技能人才。

　　產教融合中高職教育發展的現狀及存在問題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把“調動行業企業的積極性”作為未來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一項歷史性重任。這為今后一個時期教育界與產業界共同推進產教融合指明了工作思路。近十年來，高職教育積極探索集團化辦學、校企一體化辦學、行業與學校對話協作等模式，加強“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校企合作不斷深化拓展。各類職業院校共培養了7000多萬名技術技能人才，成為實體經濟產業大軍中的中堅力量，對我國主要勞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1%。但同時也應看到，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職業教育自身還缺乏足夠吸引力，思想觀念、體制機制等根源問題尚未解決。

　　——針對中高級技術技能人才的合作項目較少、層次較低

　　一是合作導向上片面強調對高層次人才引進。資源信息對接方面，主要局限在企業、高校、科研機構之間的資源和科技供求信息整合。政府搭臺舉辦的各類產學研合作洽談會、企業需求洽談會中涉及中高級技術技能人才引進的合作項目較少。此外，還存在資源共享信息不對稱性問題。服務保障對象方面，重點傾向于高層次人才培養及配套服務設施建設，比如各類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基地、留學生創業園、大學生創業園等創業平臺建設，對技術技能人才的支持力度明顯較弱。

　　二是合作機制上側重對高端人才的政策支持。比如近年來實施的“國家千人計劃”，先后有一大批海外專家學者回國創業，擔任推動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領軍人物。相比之下，現有的產學研合作對高技能人才的政策支持仍停留在實訓基地共建、人才“訂單式”培養、教師企業掛職鍛煉等方面，缺乏中高級技術技能人才在技術研發和工藝流程改進方面的深層次融合。

　　三是企業與高職院校之間的產學研合作層次較低。一方面，相比研究型人才而言，技術技能人才的自由流動較為頻繁，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業商業機密流失的風險。這主要是由于技術技能人才薪酬偏低，缺乏良好的企業文化與人力資源培訓機制。另一方面，技術技能人才素質還不能完全適應高新技術企業生產的新環境，比如生產裝備高端化、生產工藝精細化、生產流程復雜化，許多高職畢業生缺乏技術模仿與創新能力。

　　——中高級技術技能人才供需結構不夠合理

　　近年來，高新技術企業從業人員迅速增多，平均從業人員數從2005年的663.3萬人增加至2013年的1293.7萬人，不到十年的時間增長了近一倍，主要分布在電子通信、醫藥制藥業、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等高新技術產業領域。但是一些行業領域中高級技能人才仍然缺乏，“職業技術人才荒”頻現。技工緊缺現象逐步從東部沿海擴散至中西部地區，從季節性演變為經常性。

　　人才需求方面。“十一五”時期，職業技術崗位的求人倍率遠大于1，從初級工到高級技師的求人倍率平均值依次為1.41、1.42、1.63、 1.91、1.89。據有關研究預測，2009年至2020年工業領域每年對技能勞動者的新增需求量達200萬人，其中高技能人才需求約60萬人。從當前需求結構看，技術技能人才增速呈現高低不一的特征。高級技師和技師年均增長分別為17.3%和14.2%，而高級工和中級工年均增長僅為4.7%和 1.7%。從未來需求傾向看，重點需要裝備制造、航空航天、電子信息等重點領域生產一線的實用工程和技能人才，以及面向工業生產的相關服務業的高素質工業設計人才。

　　人才供給方面。其一，人才短缺與技能老化落后并存。特別是隨著緊缺的老一代高技能人才逐漸退休，有的企業已經出現了人才斷檔。一些產能嚴重過剩行業和位于產業鏈末端的組裝加工環節，人才和知識技能的老化使得技能水平難以有效提高。在產業轉型升級中，能夠解決關鍵技術和工藝的操作性難題、提出工業創新方案的高端技術技能人才嚴重不足。其二，職業教育特別是高職教育的學生數量總體偏少，職業教育規模、專業設置與當前產業轉型升級要求還不適應。高職院校培養的畢業生在實際操作能力、崗位適應能力等方面存在明顯不足。

　　——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主動性較弱

　　一是參與合作的內在驅動力不足。德國、美國、日本的職業教育模式的共同特征是內生自發形成的，始于企業自身的需求表達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確認。相比之下，我國職業教育自發展之初就是在政府與學者的設計下形成的，雖然這種意愿符合企業的自身利益，但畢竟不是企業自己主動表達的，因此容易在相互博弈中最終成為職業院校的單方面行為。最為關鍵的是，由于目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還沒有真正從依靠簡單重復和廉價勞動力轉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上，企業缺乏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內在動力。

　　二是企業對校企合作缺乏戰略發展理念。當前，我國企業由于缺乏系統和長遠的發展戰略，使得企業對與其可持續發展密切相關的諸如校企合作行為很難真正認同，也不容易找到雙方共同的利益點。目前企業參與的合作項目大多數還停留在為學生提供實習、實訓崗位的層面，而且相當一部分合作關系是建立在感情基礎上的。

　　三是高職院校對企業的服務保障能力較弱。在技術服務能力方面，當前高職院校能夠從事技術產品研發的項目還比較少，僅限于提供“廉價”的實習服務或者簡單的生產勞動，很難吸引企業進行深層次的合作。在人才培養創新方面，許多高職院校對人才培養的職業性、技能性和創新性認識不夠，對經濟社會發展需求調研不夠，教學理念、教學內容、教學模式、教學方法與崗位需求存在差距，在專業設置、專業建設、課程開發、實踐基地建設等方面難以實現與產業需求、職業標準、生產過程的對接。

　　——現有的合作機制和政策激勵還不完善

　　一是職業準入制度和職業資格證書體系尚未建立。我國推行職業準入制度的最大困難是缺乏統一的國家職業資格制度。目前，勞動力市場上證書種類繁多，證書的含金量、權威性大打折扣，使企業對職業資格證書難以選擇，干擾了企業對員工的評價。同時還應看到，我國職業學校歸教育部門管理，而職業資格與標準由人事部門頒布，容易導致教育培訓體系與勞動人事系統相脫節，職業教育內容與企業工作實際需要的能力相脫離。

　　二是已有合作協調機制的實效性、針對性不強。比如，一些地區分行業組建的職教集團組織較為松散，大部分流于形式，一旦涉及到資產、資金的整合問題很難有效解決。政府主導下的校企合作指導委員會雖然在人才培養培訓、校企共同發展等重大問題上發揮了指導作用，但在吸引企業積極參與方面發揮的作用并不大。

　　三是鼓勵企業主動參與的政策激勵機制有待完善。一方面，國家已有鼓勵行業企業辦學的政策落實不到位。調研發現，《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涉及校企合作的六條稅收優惠政策在具體合作層面很少能夠得到落實，企業的職工培訓教育經費的使用缺乏相應的監督機制。這也從企業的視角反映出政策執行力度不夠、信息交流不暢的現狀。另一方面，已有的稅收政策優惠對企業的吸引力并不是很大，現行的補償政策程序則顯得較為繁瑣。企業為了降低風險成本，不愿意在人、財、物上投入更多。企業辦學還面臨許多體制障礙。

　　以更大的人才紅利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完善政策法規體系，健全政策激勵機制

　　一是不斷健全職業教育相關法律法規體系。適應產業發展新形勢和外部環境變化，加快修訂完善《職業教育法》，明確職業教育的屬性、地位、作用、任務，把政府部門、職業院校、行業企業的權責以法律形式確定下來。加強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法律法規建設。目前，我國部分省市已經有了先行探索取得的經驗，應及時總結提煉，形成國家層面的政策法規，盡快出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促進辦法以及相應的實施細則。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確各級政府在保障職業教育經費投入中的責任，明確教育、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發展改革、財政等相關部門在支持引導校企合作方面的義務，明確行業企業、職業院校、學生等在校企合作中的權責利。

　　二是健全政策支持和激勵機制。從政府層面看，加大財政性職業教育經費投入力度，加快完善職業院校生均經費標準或公用經費標準。制定國家職業準入標準，健全統一的國家職業資格制度體系。從企業層面看，進一步研究鼓勵和引導行業企業興辦職業教育的相關政策，對校企合作成果顯著的企業在財政、稅收、金融和土地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制定有利于企業吸納持有職業教育學歷或職業資格證書人員就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從學校層面看，進一步擴大職業院校辦學自主權，保障其在專業設置和調整、人事管理、教師評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權利。對行業企業舉辦的職業院校要加大支持力度，在院校審批、專業設置、招生計劃、項目安排等方面予以適當傾斜，確保與公辦職業教育享受同等的政策和待遇。從個人層面看，要將職業資格證書制度與勞動工資制度掛鉤，提高技術工人的收入水平。

　　——創新人才培養模式，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

　　一是實行工學結合、校企合作、頂崗實習的人才培養模式。一方面，“工學結合”必須有一定數量和質量的“雙師型”教師保障。從長期看，要在師范教育體系中直接建立培養職業教育教師的院系部門，將其培養目標明確為未來某一領域的職業教育教師。進一步完善高職院校教師定期培訓制度和教師到企業實踐制度，鼓勵教師不斷提高業務素質和教學水平。從短期看，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勵高職院校從企業聘請高技能人才、工程技術人才擔任兼職教師，優化師資結構。另一方面，實行“訂單式”教育，在企業建立穩固的實習、實訓基地，提高學生實踐能力，始終將就業指導貫穿于高職教育全過程。積極引導高職院校開設就業指導相關的課程或提供就業指導服務，加強高校創業教育。

　　二是培養與產業轉型升級相適應的應用型人才。注重產業需求與專業設置有機銜接，高職院校應當緊扣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建立人才需求預測和專業設置動態調整機制，構建科學合理的專業課程設置體系。加強普通教育與高職教育的融合，充分發揮各階段普通教育學校特別是普通高等學校的職業教育職能。建立體現職業教育特點的高等職業教育課程銜接體系。加強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銜接，促進普通教育向職業教育由“單向”滲透轉為“雙向”滲透。不斷提高職業教育生源質量，在學生選拔方面更加注重對實踐能力的考核，拓寬職業院校潛在生源的入學口徑。

　　——轉變職業教育發展理念，營造良好外部環境

　　一是轉變職業教育發展理念。各級政府應增強推進校企合作的緊迫感和責任感，督促行業企業認識到積極投身職業教育的重要意義。企業在產學研合作中要加大對中高級技術技能人才的培養引進力度，不斷拓寬與高職院校的合作領域，提升產學研合作層次。高職院校要改變傳統辦學理念，強化非學歷教育培訓和服務社會功能，建立終身學習的辦學體系，尋求辦學模式多樣化。

　　二是提升技術技能人才的經濟社會地位。在穩步提升技能應用型人才經濟地位的同時，還要加強社會輿論引導，重塑勞動光榮、技能重要的社會觀念，讓一線勞動者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得到更多社會尊重，以社會認可度和榮譽感增強職業教育的吸引力。

　　三是提高全社會對職業教育價值的認同。通過樹立典型宣傳、政策法規宣傳和對就業形式分析等多種形式，讓公眾切身感受到職業教育與人們生活實實在在的聯系，以及對個人職業生涯的重要影響，從而形成全社會尊重職業教育的良好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