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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教育法執法檢查三惑

發布時間:2015-06-22 07: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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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江西省東鄉縣機電中專的學生在學習車床、數控技術。

　　5月17日，浙江溫嶺舉行職業教育成果展活動。圖為溫嶺市職業技術學校學生在展示烹飪雕刻才藝。
　　在我國加快經濟轉型、亟須大量產業工人的今天，職業教育發展現狀如何？近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職業教育法執法檢查組在河南、甘肅、廣東、重慶等地開展了執法檢查。檢查中，一些突出問題引起了執法檢查組的關注。本期《法治》推出此次執法檢查專題報道，集中探討執法檢查中發現的突出問題，期待通過職業教育法和有關法律法規的修改完善，在不久的將來，迎來職業教育更加美好的明天。
　　1惑中職為何遭遇招生難？
　　重慶的郭女士最近很困惑。她的孩子學習成績一般，但從小動手實踐能力很強。孩子念初二了，她考慮是否該讓孩子走職業技術教育這條路。與孩子的老師一交流，她卻被老師視作另類。
　　一邊是國家迫切需要大力發展現代職業教育，以緊緊跟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大勢；而另一邊卻是社會根深蒂固的對職業教育的“看低一等”。
　　統計數據顯示，1996年至2014年，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年招生從46萬人增至338萬人，在校生從123萬人增至1007萬人。然而，中等職業教育年招生從488萬人增至629萬人，在校生僅從1268萬人增至1803萬人。
　　困境：就業率高與招生難形成強烈反差
　　職業教育法規定，公民有依法接受職業教育的權利。國家實施以初中后為重點的不同階段的教育分流，建立健全與其他教育相互溝通、協調發展的職業教育體系。
　　在談到目前職業教育存在的問題時，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坦言，與畢業生高就業率形成鮮明反差，招生難一直困擾著職業院校。特別是2011年以來，中職招生年均下降近60萬人；少數高職院校招生也出現生源不足、報到率較低的情況。
　　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也指出，盡管國家有免費助學政策，但職業院校招生普遍陷入困境，中職招生規模從2010年的870萬人峰值減至2014年的629萬人。部分地區和學校已面臨“生源危機”，個別院校甚至出現“零志愿”。
　　在貴州，職業學校普遍遇到招生難、生源質量不高的困境。據了解，2013年全省下達職業學校招生計劃30萬人，實際到校約27萬人，流失率達到10%，有的學校甚至達到20%以上。
　　與此同時，近年來，貴州省每年向東部地區和周邊省市職業學校輸送初中畢業生3萬人至5萬人，目前在省外就讀的中職在校生超過10萬人。一些學校還通過非正常途徑獲取學生信息，跨地區搶先注冊、違規招生，使當地學校生源雪上加霜。
　　原因：觀念作祟和客觀條件制約
　　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員姜大源指出，受社會觀念普遍鄙薄職業教育因素影響，社會各界對技能人才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認識不足，存在著“只有成績差的學生才讀職業學校”的升學觀念和“重白領輕藍領”的就業觀念，關心和支持技能人才的氛圍尚未形成。
“從目前人口增長情況看，適齡人口減少導致生源減少和生源素質下降對職業教育招生的影響仍將持續下去。”姜大源說。
　　此外，還有若干社會原因也影響著家長和學生不愿選擇職業教育，如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生沒有資格報考公務員、不能在大城市落戶，技工院校畢業生學歷不被社會認可等。職業學校畢業生繼續深造難，路徑狹窄且在專業選擇上有嚴格限制，也影響著技術技能人才的成長空間和發展通道。學生出路有限，必然影響招生。
　　出路：提升吸引力保持適度發展
　　招生是學校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廣東省惠州市自2007年實施春季招生工作以來，春季招生人數逐年提高，有效降低了初三學生流失率，為完成全年招生任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不過，在中職學校招生方面，惠州同樣遇到了一些難題。惠州市教育局教育督導室主任曾小輝坦言，目前全市初中畢業生正處于下降期，而學生報考普通高中的熱情依然高漲，如何調整招生結構，達到普職招生比大體相當的要求，是職業教育面臨的艱巨任務。
　　為提升職業教育吸引力，惠州許多學校通過采取“訂單式”培養、與企業合作“冠名”等措施，大大提高了畢業生就業率。如商貿旅游學校的東莞長安酒店班、澳達樹熊班、惠州康帝國際酒店班等，都是惠州訂單式培養的成功范例。
　　“我國要實現從制造大國到制造強國的目標，必須有一支龐大的穩定的產業工人隊伍，目前我國產業工人主要由2億人左右的農民工組成，這部分群體最大的特點是不穩定，學歷和技能水平相對較低。因此，未來的一段時間，中等職業教育仍應適度發展，保持規模穩定，成為產業工人的穩定來源。”許派波說。
　　2惑生均經費為何難落實？
　　本報記者王逸吟
　　研究表明，職業教育生均培養成本是同層次普通教育的2至3倍。預算撥款與實際需求之間的較大差距，導致職業學校辦學經費普遍不足，很多學校只能靠自籌解決。一些行業、企業主辦的技工院校，得到的財政性政策支持更少，幾乎沒有穩定的經費來源。
　　職業教育法執法檢查組在檢查中發現，中職學校免學費政策實行后，一些學校不僅沒有生均經費保證，連免學費補助金也不能及時到位。由于辦學經費不足，不少中職學校辦學條件簡陋，實習實訓設施缺乏，專業師資不能按標準配齊，教學質量難以保證。
　　生均經費為何難落實？職業教育教學質量如何保證？執法檢查組試圖找尋答案。
　　高職院校生均撥款制度初步建立
　　“辦學成本高與實際投入低并存。”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坦言，職業教育辦學成本明顯高于普通教育。近年來各級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加大了投入力度，但由于高職生均撥款制度剛剛建立、中職生均撥款制度仍未實行，經費缺口仍然較大。這導致相當一部分職業院校辦學條件還達不到國家規定的基本辦學標準。
　　2014年，財政部會同教育部聯合印發了《關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績效為導向的生均撥款制度加快發展現代高等職業教育的意見》，要求2017年各地高職院校年生均財政撥款水平應當不低于12000元，中央財政對提高生均撥款水平、深化辦學模式改革的省份給予綜合獎補。
　　執法檢查組在廣東檢查時了解到，2014年1月起，廣東省省屬公辦高職院校全面實行生均撥款制度，生均綜合定額標準由2010年的3300元/生·年提高到4550元/生·年，已達到省屬生均本科院校生均綜合定額標準9100元/生·年的一半。
　　中職學校生均經費陷入困局
　　與公辦高職院校全面實行生均撥款制度相比，中職和技工學校的情況不容樂觀。即便是在廣東這樣的發達省份，中職生均定額經費撥款也處于起步試點階段。
　　據廣東省財政廳副廳長鄭賢操介紹，廣東省自2011年開始逐步探索開展中職生均定額經費撥款試點工作，以確保學校正常運轉，加強職業技術教育師資隊伍建設。目前納入生均試點的中等職業學校共有2所，技工學校共有3所。這5所學校均按照3700元/生·年的標準安排生均撥款。
　　發達省份情況不容樂觀，欠發達地區情況就更加困難。如在貴州，中職學校建設基本靠舉債發展。“全國至今有過半省份還沒有出臺中職學校生均經費標準。從已出臺的經費標準情況來看，絕大多數省份標準明顯偏低，距離實際辦學成本太遠，不能滿足中職學校培養人才的實際需要。”今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鐘秉林表示。
　　有關法律政策亟須切實落地實施
　　職業教育法明確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應當制定本地區職業學校學生人數平均經費標準；國務院有關部門應當會同國務院財政部門制定本部門職業學校學生人數平均經費標準。職業學校舉辦者應當按照學生人數平均經費標準足額撥付職業教育經費。而貴州省的生均經費標準至今尚未出臺，財政撥款一般參照普通高中標準執行。
　　“關鍵還在于落實。”鐘秉林建議，國家財政主管部門要盡快制定中職學校生均經費指導性意見，督促地方政府限期出臺中職學校生均經費標準，建立生均經費標準正常增長機制。可根據兩個參照系確定中職學校生均經費標準：一是要逐步達到當地高職院校生均標準的80%；二是要達到當地普通高中生均經費標準的3倍左右。省級財政制定當地的生均經費標準后，對貧困地區、落實有困難地區要建立相應補助機制，確保經費落實到位。
　　財政部副部長胡靜林表示，下一步財政部將以改革和績效為導向，繼續加大投入，推動地方建立完善職業院校特別是中職學校生均撥款制度，深化辦學模式改革，進一步提升職業教育辦學質量和辦學水平。
　　3惑校企合作難在哪兒？
　　校企合作是連接學校與企業、理論與實踐的紐帶，是職業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的最大特點。
　　專家指出，職業教育本應與行業企業的工作崗位緊密結合，但我國職業教育主要是政府辦學特別是教育部門辦學，由于法律責任不明確、激勵政策缺乏，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的積極性不高，其辦學主體作用未能有效發揮。
　　那么，校企合作究竟難在哪兒？如何打破這一困局？
　　“學校熱、企業冷”現象普遍
　　根據職業教育法，職業學校實施職業教育應當實行產教結合，為本地區經濟建設服務，與企業密切聯系，培養實用人才和熟練勞動者。
　　廣東省博羅縣委副書記、縣長江菊蓮坦言，職業教育資源有待進一步整合。尤其是尚未形成校企合作的長效機制，校企合作困難，企業接受學生實習實訓的意愿不高，更不愿意將先進的設施設備供學校培訓使用；學校設備又無法適應企業技術發展的要求，出現了中職畢業生“學的用不上，用的沒學過”的尷尬局面。
　　校企合作有待進一步加強
　　“校企合作有待進一步加強。”廣東省惠州市市長麥教猛指出，一方面，企業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原則，而學生不可能像普通員工一樣加班加點；另一方面，學校和企業對學生的管理存在分歧，安全責任不明確，安全風險大。
　　“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對企業缺乏利益驅動機制，企業在合作中義務多、權利少，損失多、收益少，參與合作的動力嚴重不足。”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員姜大源認為，校企合作的核心問題，不是一般的權利和義務，而是利益關系，只有在教育公益性和企業逐利性之間找到利益共通點，即學校與企業雙方建立了利益共同體，校企合作才能穩定、全面地鋪開和施行。
　　有的企業負責人坦言，企業和學校參與職業教育的目的不同，企業關心的是培養出來的人能不能帶動行業的升級改造，而學校更關心能不能達到所謂的教育標準和就業率。再加上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機制不完善，利益關系尚未建立，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缺乏動力。
　　應立法明確企業主體地位
　　“小微企、大合作”，近3年來，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信息技術學校主動服務中小微企業技術研發和產品升級需求，為小微企業技術服務、員工培訓達14500人次，改善的小微企業達18家，中職學校與小微企業的深度合作，正由“單熱”變成“共熱”。
　　佛山模式是廣東探索校企合作的縮影。在積累經驗的基礎上，廣東省教育廳廳長羅偉其建議，應在國家立法層面明確行業企業同為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主體地位作用。
　　不過，姜大源同時強調，我國各地職業教育發展水平不同，各地行業規模和企業實力也有很大差異，單靠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不足以解決不同地區校企合作所面臨的不同問題。建議地方根據本區域實際情況，適時制定促進校企合作辦學的地方性法規。